故事：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讲到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他很奇怪：新闻干吗要和造船放在一起研究？原来他不知道有传播这门学科，以为我说的是船舶。观察：我在上一次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媒体的胜利》，就是说美国战胜伊拉克，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媒体的胜利。可见媒体在国际关系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建言：清清爽爽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满足的，知足常乐，关键是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论点：基辛格的演讲对我们是个启示，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一定要运用媒介这个武器。个人简介：龚文庠，生于四川万县。在武汉读完中学后，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时正值文化大革命，被分配到山西太原重型机器厂当工人、教师。1978年考回北大西语系读研究生，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留校在国际政治系任教。1983年参与组建国际文化交流专业，培养从事对外文化传播的人才。1984年至1987年在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进修，初次接触传播学。回国后担任国际政治系副主任，主管对外学术交流工作。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成立后任国际传播系主任。1990年初开始，和北大一些同事共同推动建立传播学专业。2000年受学校委托参与筹建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2001年建院后任常务副院长。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赴美国、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参加学术交流。讲授的课程有传播学研究、翻译理论、中国文化概论（英文）、中国传播模式（英文）、说服学等。研究兴趣有传播学理论、国际传播与国际关系、说服与宣传战略、跨文化传播、媒体研究等。发表的主要论著包括《儒家文化传统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说服学——攻心的学问》、《面向21世纪的传播与文化》等。龚文庠：孜孜传文悠悠上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巴格达的隆隆炮声没有惊扰湖光塔影的祥和宁静，“非典”的汹汹肆虐未能败坏花木扶疏的明媚温馨。我们和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龚文庠徜徉在北京大学校园，穿行在教学楼间，当我们伫立于未明湖的南坡，龚院长向东指着绿树掩映着的一座小楼：“据说，那是最早的新闻教学楼，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有自己的新楼。”他清癯的神态和睿智的目光，流露出殷殷情怀，切切冀望。非新闻专业出身，或许是我的优势徐蕾：龚院长，您曾经是学习西语的,语言专业对于后来的传播学研究有什么帮助没有？从国际政治关系的研究到现在传播学的研究，怎样发生的转变？龚文庠：语言的帮助是很大的，看外文资料的时候比较轻松，能比较全面及时地了解外边的动态与外国专家交流起来也比较方便，所以语言是我的一种优势。

　　我从国际政治研究转行到现在的传播学研究，这种改行是正常的。在21世纪，“改行”或许会成为时尚。现在我们都提倡要复合型人才，同样，对于一个学者，总是禁锢在某一个专业领域中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学术发展的新趋势是学科壁垒的消失和多种学科的相互渗透与融汇。徐蕾：您觉得自己在研究学术上的优势是什么？龚文庠：一句话，我的优势在于我原来没有学新闻。为什么这么讲，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一直学习新闻的人，可能会有一个思维定势，跳不出这个圈子。我则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新闻，用本专业给我的素养、知识，包括常识，去观察和思索。也许这样能带来一点新鲜空气。王永亮：既然您这么说，我很想听听院长对于现在中国引进传播学后发展情况的看法？龚文庠：现在国内对传播学的认识还有待深入。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讲到新成立的新闻与传播学院，他很奇怪：新闻干吗要和造船放在一起研究？原来他不知道有传播这门学科，以为我说的是船舶。国内流行“新闻传播学”的提法，从字面上看，是“新闻的传播学”（newscommunication），这就会引起概念的混乱，应该用“新闻与传播学”就比较清楚。再一个就是很多人认为传播学包括的面太广了，不理解它到底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其实传播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等都是密切联系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既可以宏观，也可以微观的分析体系，也可称作思维工具。传播学已有的成果就说明了这个工具的价值。在生活中，当你不了解一个先进工具的时候，它就一点用处也没有。辛华：有人评价，除了纯粹的传播学理论研究之外，第二代传播学者中受传播学影响的相关研究有三部各有千秋的著作。一是陈力丹的《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一是孙旭培主编的《华夏传播论》，再就是您的《说服学》，说您的书从说服的角度探讨了传播理论与传播实践方面的许多问题，观点新颖，资料翔实，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力作。您喜欢这个评价吗？龚文庠：这样的评价我不敢当。其实我对这本书很不满意，因为出版时比较仓促，结构和内容本应当作得更好一些。排版也落后，视觉上不大舒服。所以今年我在修订这本书。我为什么要介绍说服学呢？因为它的实践性很强，非常接近普通人。我80年代在美国的传播学院第一次听到这门课。当时有几百人来听，我很吃惊。来听课的学生学什么的都有，学化学的，学物理的，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学工科的听这个有用吗?他们回答我，学这个当然有用啊，找工作推销自己有用，申报一个研究项目，要说服同行参与，说服老板给钱。我当时很强烈地感受到这个学科涵盖之广，古今中外很多观点都可以用来认识这样一个现象，这是一个入口。就这样我开始了说服学研究。徐蕾：可是我发现您的学术论文并不是很多，不知道您平常都主要做什么事情？龚文庠：建院的事情很早以前就开始游说、推动，1998年开始筹备，2001年建立，中间有很多辛苦的工作要做，那是相当耗费时间的。徐蕾：能说得具体一些吗？龚文庠：在建院的过程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许多关系需要协调。例如：教师队伍的建设，北大哪些人适合进来，校外人才的调入，包括从国外引进人才。你们也知道，凡和人事有关的事，就格外复杂。不说别的，我打的报告就一大摞，精力实在花了很多。但是我想了，我多做些行政方面的事情，给老师学生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就可以让别人多出成绩。王永亮：现在新闻与传播学院走上正轨，您可以将精力慢慢调整到学术上了。近期您有什么样的新的研究重点和方向吗？龚文庠：我的一个研究重点是想继续放在国际传播上进行研究，近期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很多，像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事件，科索沃战争，还有最近的美国伊拉克战争。我在上一次海湾战争时就注意到，美国出了一本书，书名是《媒体的胜利》，就是说美国战胜伊拉克，不是战争的胜利而是媒体的胜利。可见媒体在国际关系上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个题目我很感兴趣。以后我希望不要担任什么行政职务，按我的兴趣做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查禁”（censorship）的题目，对于信息材料的禁止，禁书，影视节目的禁播，人类自己禁止自己制造的信息，这是有趣的现象，我想研究产生这个问题的根源。我手头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网络传播的一些现象进行研究。比如网络传播的法规啊，自由和不自由之间的冲突问题等等。徐蕾：好像您关注的一些问题不是很传统的新闻学关注的问题。龚文庠：（笑）也算是一个特点吧。徐蕾：那您的时间能够调整得过来吧？龚文庠：我想我会逐渐找到一种方式，比如与学生合作。因为他们有精力没有思路，而我是有想法没有时间。所以二者融合在一起最有效率。倾注心血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徐蕾：龚院长，北大在2001年5月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消息在传媒学界、业界中间引起了很大反响，当时的背景是什么？龚文庠：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说到我个人与新闻传播学院的关系，从60年代我考大学时说起。我考大学时，很想到北大去攻读新闻专业，但北大没有新闻专业，为了进北大读书，我只好报考了北大西语系念英美文学。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在想，北大为什么不能重建新闻系？很多老师、学生都和我一样希望在北大重建新闻系，1998年的百年校庆提供了难逢的契机。校庆提供的契机之一是1958届北大新闻专业校友的重逢，这次重逢的场面非常感人。在校友会上，这些新闻业的骨干和元老们表达了他们的强烈愿望：重建北大新闻系，恢复它往昔的辉煌。江泽民主席在校庆上的讲话为北大培养人才指明了方向，这也是对我们建院的间接推动。王永亮：和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相比，刚起步的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优势是什么？龚文庠：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我们的优势也恰恰是因为“新”——我们是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案。没有陈旧的观念，受到的束缚少，迈步前进时，就会更轻松，更有魄力。北大的新闻教学与别的大学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北大的传统与别的大学不一样。无论你如何去描绘，北大的传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北大100余年历史，有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学风，也有文理兼强的结实基础，而新闻学恰是一门杂学，跨越文理多门学科。我相信北大一定会培养出文理知识兼备和具有社会责任心、公民责任感的新闻人才。徐蕾：您很自信，不过听起来好像也有点阿Q精神？龚文庠：我一直认为，阿Q精神有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的。我跟朋友开玩笑说，阿Q没有文化，可他的精神也许算是一种大智若愚呢。徐蕾：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如何给自己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呢？龚文庠：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特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学院培养方向是国际型人才，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等是我们的特色。二、学院的网络传播专业要摸索出一条新路。这个专业将实行文理科生兼收的原则，以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三、学院将重点培养传播管理人才，不仅培养传播业的兵，更要培养将。辛华：您可不可以具体说一说网络传播和传播管理专业？龚文庠：网络传播作为专业还未列入国家的学科目录，我们正尝试在研究生层次开设相关课程和研究课题。网络传播的中心课程应包括计算机、超文本传输语言、多媒体制作、网站开发与管理等。这一专业要求从科技和人文两大视角来学习和研究网络传播。传播管理专业是新闻传播学与工商管理学的结合，旨在培养信息时代管理新闻传播产业和信息产业的新型高级人才。目前我们在媒体经营管理的课程方面投入了一定的力量。北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基础坚实，人才资源具有优势。而开设网络传播、传播管理等学科，则是努力走新路。王永亮：北大成立这个学院中央很重视，您作为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压力一定很大，新闻与传播学院面临的困难是什么？龚文庠：新闻与传播学院是在原北大国际传播学系、编辑出版专业和广告学专业的基础上组建的。学院目前规模不大，但是面临的教师队伍建设、课程设置、学科发展、招生及毕业分配的任务，却不少于任何一个大学院。最大的困难是这个院是新的，院内所设专业也是新的，新学科和旧办学思想、旧学科理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所谓“万事开头难”。我记得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之初，媒体曾用“三足鼎立”来形容京城三大名校——北大、清华、人大新闻学专业并立的局面。但实际上和其他院校的相关院系相比，我们只能说是“小弟弟”，好比登山比赛，别人已经爬到了半山腰，而我们才从山脚刚刚起步。因为刚刚起步，就像一两岁的孩子，不能和已经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光宗耀祖的大哥哥们相比。它需要更多的关爱和营养，需要有发育和成长的时间。徐蕾：现在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成立已经2年了，有什么样的进展？今后学科建设的方向是什么？龚文庠：两年来，学院在学科建设、师资力量和对外交流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发展。徐蕾：在师资力量的建设和引进上的进展？龚文庠：新闻与传播学院刚成立时，只有十多名老师，而一名行政人员都没有。到如今，已有教师26人，行政人员3人。除了新闻学专业的博士，和从国外引进的传播学博士，我们学院的其他教师有着不同的专业背景，如外语、中文、哲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计算机、经济学等。教师多样化的学科背景能促进专业互补与渗透，有助于打破学科界限，体现了传播学的跨学科特征，也给学生更广阔的思维空间。王永亮：在对外交流方面的进展？龚文庠：在这方面是很有收获的。目前，新闻与传播学院已与美国的伯克利加州大学、斯坦福大学、密苏里大学、曼隆学院等建立了学术交流关系；英国的牛津大学、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威斯敏斯特等大学与我们的教师互访活动也在增多。我们和日本一些大学、媒体以及香港《南华早报》也有着愉快的合作。《南华早报》给学生提供了优厚的奖学金，派高级编辑来讲学，并给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学生提供访问学习和参与实践的机会。“请进来，派出去”是学院对外双向交流的重要原则。学院还派学生出国参加实习、留学等活动，已开展的有去丹麦、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不喜欢做行政工作的学者徐蕾：您刚才说您不喜欢做行政工作？龚文庠：我不喜欢做行政。我在国际政治系做了8年的副主任，后来成立国际关系学院的时候，我主动提出不担任院级职务。不久学校要成立新闻传播学院，学校让我牵这个头，这时我确实很热心的去做，因为只有牵头，才能够实现长期以来的设想，为新的学院打个好基础。如果我做一个普通的老师，恐怕就没有办法实现这些。新闻与传播学院对我是一个特例。辛华：是什么样的动力是您能够去挑这个大梁，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和干劲？龚文庠：北大有创新的传统。在独具慧眼的蔡元培先生的支持下，北大在中国最先创办新闻学教育之举，就体现了创新精神。北大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她蓬勃的生命力来源于她的思想性、创新性，为中国的光明、未来、进步走出一条新路。鲁迅先生早就说过，“北大是常为新的改革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继承传统，不断创新，创办具有北大特色的世界一流的新闻与传播学院，是我们办院的主导思想。我们将学院简称为“新院”，用意也在于此；“新院”又恰与“心愿”谐音，希望我们的“心愿”能够实现。我本人之所以选择去做这样一件既费脑力也费体力的工作，就是想为千千万万想考北大新闻系的学生提供实现梦想的基地，也为北大这所名牌大学的学科建设作一份努力。如此而已，岂有他哉？徐蕾：那你觉得自己适合做这个行政工作吗？龚文庠：不适合。我不会训人，不具备当干部的条件。别人和我自己都这么认为。所以，我虽然一直在教书，包括曾经在工厂教过中学，但连班主任这样的“官”都没有做过。王永亮：总结一下您的学术研究和行政管理，您对自己的评价是什么？龚文庠：我是一个对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但我还是有一定的精神追求，虽然成绩并不是很大。徐蕾：您谦虚了。龚文庠：不是谦虚，我觉得应该有更大的成绩，有时间的话，我会更多做一些事情。前面的路还要勇敢地走下去。我是一个平和的人，不喜欢争什么。但是现在的行政职务要求我改变一些，为了新闻与传播学院有时候得去争。辛华：您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建立新闻与传播学院吧？龚文庠：我不认为是辉煌，只是有一点成绩。把这个新闻与传播学院建立起来了。但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比如北大信息管理系的阎学杉等老师。主管文科的副校长何芳川教授是整个建院过程中的关键人物，他做了大量工作，包括在校领导中的沟通和与各院系的协调。徐蕾：你满意目前的工作状态吗？龚文庠：当然是不满意了。徐蕾：这么肯定地回答！真是很意外，可是从您刚才讲得我们能感觉出来还是取得很大的成绩的。龚文庠：我不满意就是因为他离我的目标还太远了。徐蕾：您怎么着急了呢，您不是说新闻与传播学院就像一个婴儿吗？要有耐心的。龚文庠：但是婴儿也有长得胖，长得壮的。如果我再多一些活动能力，多为学院争取一些东西就会更好。比如说引进人才，就应该给人家相应的待遇，但是这些都不是我能做主的。但是对优秀人才我仍会不遗余力地争取。徐蕾：比如说对方爱北大爱得不得了，也许不那么计较什么房子，研究项目，经费的问题。龚文庠：以后这些硬件相信会有所改善的。王永亮：也许很多人问过您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一个政治家，不懂得和新闻媒介打交道，基本上不能称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我想问这种情况在中国适合吗？龚文庠：同样适合，也很迫切。在21世纪，一个政治领导人一定要懂得媒体，要研究媒体。我们现在总是讲要与时俱进，媒体的地位是越来越重要，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文化上，媒体应该有不同的声音。我举两个例子，1993年，我在日本参加了一个基辛格论坛。基辛格在那儿讲了两天，他讲了很多话，但是有一段话我印象最深。他说：我们这一代人是看书长大的，看书长大的人形成的是观念，而我们的孩子这一代人是看电视、用电脑长大的，这一代人形成的是意象。我并不是批评形成意象和形成观念有什么好坏的差别，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实。然后他又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国的政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到电视的影响。所以刚才讲到，美国的政治家必须要熟悉媒介，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功，如果他们对媒介不熟悉的话，就不会用这个武器。基辛格的演讲对我们是个启示，我们在国际政治方面，也一定要运用媒介这个武器。还有一次我参加了国务院新闻办的一个会议，有很多外国媒体和中国媒体的高层人员参加，也邀请了几位学者。那次我对赵启正主任印象很深，很有好感。主动开展中外媒体之间的沟通，这是需要眼光和胆量的。记得一位中国记者质问说，“我们中国近些年取得了那么多的成绩，你从来不报道，就会报道中国的一些阴暗面，你们就不能全面报道中国主流的一面，报道中国的光明和成绩吗？”徐蕾：那个外国记者怎么回答的？龚文庠：他回答的很有意思。他说你的问题，你的要求和美国政府、克林顿总统是一样的。克林顿也是这样说，“你们不说政府的好，只盯着我的丑闻，成天盯着我的女朋友，政府做了许多好事，怎么不报道一下呢？”不光是你们，所有的政府都和你们的愿望是一样的。媒体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现在中国媒体的角色还在调整当中。我自己打过一个比方，医生给你看病，医生不会说，你今天五官很好，心脏很好，肺也好，只是你肠子上有个小疙瘩。你的身体主流十分健康，放心吧。医生不会这么说的，他只会对你说，你肠子上有个疙瘩，要检查一下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媒体也有同样的功能，媒体不是总结报告，媒体有必要告诉全社会，哪里有险情，哪些事情做得还不好，还需要改进。徐蕾：说得很巧妙。龚文庠：所以我觉得中国的政治家和媒体之间关系的调整还有一段路。调整这段路，最根本的有两条，一点是在体制方面要有与时俱进的表现，当然新的体制要体现在法制上，现在没有新闻法，没有传播法，这在一个法制社会是不正常的现象。有的人也许会说，你规定了法律不就更没有自由了吗？我说不能这么看问题，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没有法律就是人治，自由从何而来？另一个问题是政治家的修养，政治家要有新的传播观念，要学一些传播学，这不是“卖什么吆喝什么”，确实是这个样子的，学习传播学，你就知道传播不是单向的，所有的沟通都是双向的，说服也是双向的。我的痛苦与幸福都因为北大辛华：您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龚文庠：最难的时候是文化大革命的那一段，好像就没有活路了。我原来也是班上最好的学生之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当作修正主义的苗子，打发到山西的工厂当翻砂工。我在那边就问领导能不能让我教外语啊，人家说，学外语干什么，你要干就干，不干上别处去。徐蕾：您在工厂呆了多长时间？龚文庠：1968年到1978年，10年的时间。徐蕾：最痛苦的十年。龚文庠：那可不是。我只是绝望了一段时间，我看大家都是一样的，那个时候没有人学习。在那里我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我现在只要回太原的时候一定会到工厂去看一看，很怀念那一段时光。现在北大的党委书记闵维方，他当初在煤矿里“改造”，据说他的矿工朋友现在还来看他，那段感情是很珍贵的。我也有这样的朋友，他们中间也有很聪明的人，不亚于北大的学生。徐蕾：那您最幸福的时候是怎样的经历？龚文庠：我最幸福的时候就是又考回北大。在国家没有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其实就想调出来离开工厂，可工厂是既不放人又不用你。国家恢复高考，我立即报考，因为政策规定不允许所在单位阻拦，最后拿到北大通知书的那一刻是我非常幸福的时候。回到北大，当我和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同学一道坐在未名湖边的时候，那种激动是无法言喻的。辛华：也就是说您幸福与痛苦的时候都是因为北大。您在北大读了很多年的书，然后毕业留校一直到现在，您对于北大有种什么样的情感?龚文庠：我对北大的情感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北大赋予了我知识、追求和梦想，我的性格锤炼、知识素养的形成都离不开北大。在这里，有我的喜怒哀乐。后来我留校在北大教书，我把对北大的情感倾注进自己的工作，看到自己学生一个一个取得成绩是非常的欣慰。北大有很多优良的传统，思想自由，兼容并蓄，博大精深，充满激情。北大人有这么一句自嘲的话叫做“一塌糊涂”，其实就是“一塔湖图”，指的是博雅塔，未名湖，图书馆。这也说明了北大的一种批评精神，北大的学生敢于批评老师，北大的老师也不害怕批评。你想一想，在这样的环境中，心灵是很自由很坦诚的。徐蕾：您曾经参加过由北京娱乐新报发起的：全民开读活动签名。请问您平日喜欢读的书是什么？龚文庠：我喜欢读书，我的名字就是和学校有关系，庠，就是古时候的学校。我是在我叔叔考上大学的时候出生的，所以叔叔就给我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我很深刻的感受就是，书实在太宝贵了，但现在很多人不看书。甚至看书的人中也很少有人是因为爱好去看书，学生很多是为了应试而看书，有的甚至不爱书，还恨书。徐蕾：您都看什么书？龚文庠：我看的书比较散，很多书都爱拿来翻翻。常年来我一直订阅《小说月报》，很喜欢读它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徐蕾：文学大家里面对您影响很大的人有吗？龚文庠：在我的年轻时代，做学生的那个时候，我最喜欢鲁迅。我到北大第一件事就是到图书馆把《鲁迅全集》看了一遍。王永亮：那在学习生活中对您有影响的老师是谁？龚文庠：教英文的李赋宁先生。我很崇敬他。除了学问精湛，他在做人方面也很好，非常的谦逊，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和人商量。后来学生打趣地总结说“只要有两个人的地方，李先生就是被领导者。”但是大家很尊敬他，他很爱护学生。他是那种愈博学，愈虚心；愈平和，愈有权威的人。他没有刻意教训谁，但在英语系读过书的许多学生一生都受到他的影响。徐蕾：您平时怎样安排自己的时间？有什么兴趣爱好吗？龚文庠：我的爱好很多，我很难想象为什么有人会闲得没事做。我喜欢旅游。我在文革的时候就去过泰山、华山、庐山。我喜欢运动，喜欢打球，是小球——羽毛球、乒乓球。徐蕾：您好像对于饮食与别人不太一样，也有自己与众不同的“爱好”。我看到一个报道说您欣然担任北大素食文化研究会顾问，这是为什么？您是素食拥护者吗？龚文庠：（笑）这个研究会的会长是我的博士生邀我入会，因为我是一个虔诚的喜欢素食的人。我是胎里素，从小如此。不光是肉类，海鲜类我也不吃但是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吃素，是挑食。因为有的素菜我也不吃。徐蕾：您这种挑食，可是一个遗憾，很多美味您都不能享受啊。那一定也不抽烟喝酒了。您是怎样看待快乐的？龚文庠：这些嗜好都没有。清清爽爽的一个人，有的时候我也是很容易满足的，知足常乐，关键是要珍惜身边所拥有的一切。一个学生在好友去世后写信给我说：“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的宝贵礼物。”徐蕾王永亮 辛华2003年4月17日访谈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