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洪秘书的联系，与张氏夫妇会面的时间定在周日上午。如果说，头回去拜望陈半丁是怀着尊敬和不安的话；那么，我这次去拜望则是揣着兴奋与好奇。

　　我家住在地安门，张宅位于什刹海。两地相距不远，我们还是驱车而往。老“别克”小轿车驮着父亲和我，慢慢驶出慈慧殿，经地安门，向西拐入前海西街，再绕过银锭桥，便是后海。岸边的垂柳在风中摇曳，荡漾的湖水在阳光下闪亮。这儿像是一个不收门票的公园，据说是“燕京八景”之外的一景，叫“银锭观山”。老“别克”在一扇朱漆斑驳的小门旁边停下。

　　警卫员按按电铃，没有响动；拍拍门环，无人应承；再伸手一推，那门便开了。我心想：家藏丰厚的张伯驹，不设门房罢了，怎地连大门也不关？

　　跟着父亲走进去，发现这座宅院不大，也不规整，既非中规中矩的四合院，也不是错落有致的小洋房。小院地势挺高，坐北朝南。进门是个小天井，东头有个门房。向右手拐去，便是一排四间起脊北房，西边是一间偏厦。南头，一张石桌两个石墩依墙而立。东墙，挖了个月亮门，门里另立一栋小阁楼，高高在上，并以石阶将阁楼与北面的正房连接起来。院子里，有几棵桃树，还有一棵大芭蕉。看来，这座宅院的格局完全是主人依需要和情趣而设定的。

　　一位四十来岁年纪，身着藏青色华达呢制服的女士从北房快步走出。她体态丰盈，面孔白皙，双眸乌黑，腮边的笑靥，生出许多妩媚。惟有开阔而优雅的额头上，刻着光阴碾过的印痕。

　　“章部长，欢迎您光临寒舍。”虽然说的是北京话，却带着吴音。温声细语，吹气如兰，而这恰与她端丽玲珑的容貌相配。我断定，她不可能是别人，她是潘素。

　　潘素用充溢着笑意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还没等爸介绍，便说：“这就是女公子吧？”接着，把我们引入了北房正厅。

　　她见厅内无人，即转向里屋，喊道：“伯驹，章部长来了。”

　　与正厅相连的西侧里屋，是画室。张伯驹穿着古铜色中式夹袄，站在阔大而周正的画桌前面，上身微微前倾，双手背在腰后，眼睛半开半阖地打量着铺展于桌面的一幅水墨淋淋尚未完成的画作。听见夫人的喊话，他不紧不慢地离开画室，跨进正厅，把目光投向了我们父女，并用手势招呼我们坐下。

　　与陈半丁的热情相比，张伯驹待客就要冷淡些。常常是父亲发问，他作答，且措辞简短。倒是满脸笑容的潘素，在一旁插了许多话。夫人的巧于酬酢，越发地显出张伯驹的闲散平淡。父亲是第一次登门造访，西服领带，高车驷马，极其郑重。而张伯驹似乎就没把父亲当做贵客、远客或稀客。好像我们这一老一少，是三天两头来这里串门聊天的。

　　父亲很快与张氏夫妇切入正题，说：“我这个读高中的女儿，想学点国画。不知潘先生可愿收这个学生？”

　　潘素走到丈夫跟前耳语几句，尔后一团和气地说：“既是章部长的女公子愿意向我学，我自然也就愿意教啦！”

　　潘素一句一个章部长，仿佛不知中国有反右，不知父亲是钦定天下第一右。

　　父亲问潘素：“小女该如何拜师？”

　　没等她回答，张伯驹把手一摆，说：“不用。”

　　“小愚，快，快给老师鞠躬吧！”

　　父亲令下，我立即两脚并拢，双手垂直，向初次见面就有好感的潘素，深鞠一躬。遂问：“潘先生，我什么时候到您这里来学画呢？”

　　听了我的问话，潘素且不作答，走到丈夫的身边，两人又在低声交谈。父亲大概以为他们有什么不便之处，就主动开口：“贵府如有不便，我可以用车接潘先生到我家去教。”

　　和刚才的情形一样，没容夫人说话，张伯驹把手一摇，说：“不用。”

　　潘素大概怕我们误会这“不用”二字的意思，连忙带着歉意和解释的口吻说：“有个中央音乐学院弹古琴的学生，也在跟我学画。他叫李泠秋（又名李祥庭，后称李祥霆），是查阜西先生介绍来的。我在与伯驹商量，是将你们两人合起来教，还是分开来学。伯驹的意思是分开好。”

　　事情谈妥：我隔周来一次，时间定于礼拜天的上午。那位音乐学院的学生也是隔周一次，时间也定于礼拜天的上午。潘素特别强调：如果我是本周日来学习，那么就让弹琴的孩子，下周日来。

　　心愿了却，心情便放松了，蓦地想起那些名贵得令人头晕目眩的收藏和崇高得叫人张口结舌的捐献。我坐在太师椅上，环顾四壁，很想找到父亲说的“奖状”。墙壁张有潘素新绘的青绿山水，悬有张伯驹的鸟羽体诗词，还有日历牌，就是没有嘉奖令。也许，它被置于卧室，毕竟是耗尽一生财力、半辈心血之物，弥足珍贵。

　　一会儿，父亲起身准备告辞。我向张氏夫妇执弟子礼。然而，我礼毕抬头之际，眼睛向上一瞥，却发现“奖状”高高而悄悄地悬靠在贴近房梁的地方。“奖状”不甚考究，还蒙着尘土。这不禁使我联想起另一位颇负盛名的文人柳亚子来。父母曾带着我去他家吃晚饭。从黄昏到夜深，我不记得大人们喝了多少坛绍兴老酒，说了多少古今闲话。我只记得，他家大客厅里有四幅用金丝绒装帧的、与毛泽东等人唱和的诗词手迹。这两个文人做派很不同：一个把极显眼的东西，搁在极不显眼的地方，浪漫地对待；一个将极重要的物件，作了极重要的强调，现实地处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