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前腐后继”现象时，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经典个案是三任河南省交通厅长的相继落马。如果留意，交通系统几乎是腐败案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部门之一。“要想富，先修路”这句话，今日已有了另外一层意味。公路交通建设中民间所谓“工程上马，干部下马”并非虚言，一出腐败往往是“窝案”，极端的情形是京沈高速公路宝坻段建设中，37公里路段“放倒”37名干部。于是有人说，中国的高速公路，每公里都要倒下一个贪官。寻租空间与腐败成正比

　　中纪委一个广泛的社会调查亦显示，老百姓认为腐败问题最严重的是在建设工程领域。为什么这一领域出现的腐败现象会最多？原因很简单，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热烈的基建工地，建设工程领域的官员手中权力寻租的资源最大。

　　而在物资紧缺的上世纪80年代，腐败现象集中出现也最为居民所痛恨的领域却是在商品流通领域，作为当时腐败代名词的“官倒”，就是在物资流通领域。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是，当时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阶段，政府配置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作为具体的官员，他手中掌握的紧俏物资“指标”一个电话一个条子批出去就是财富。有权力寻租的丰富资源，自然造就了一个贿赂和腐败的市场。

　　今天，随着市场的繁荣和发达，商品物资流通充分由市场培植资源，这一领域的官员手中不再掌握寻租的资源，腐败的空间被大大缩小。而民意调查表明，无人再认为此领域的腐败问题很严重。市场化是反腐有效路径

　　茅于轼曾说，根除“官场经济”的最有效办法，是把资源配置权从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曾猖獗一时的“官倒”的悄然消失，为此一论断下了最好的注解。而事实上，把权力放给市场，对于打击贿赂和腐败，可能比严惩受贿的官员和行贿者更为有效，也更为根本。当年政府惩治“官倒”的决心和措施不可谓不重，但这种腐败的消失却是因为权力寻租的空间不再，而非严厉打击。而今天政府官员手中掌握市场资源的部门恰好集中在工程建设部门，尽管被列为腐败“高发领域”而重点监督防范，但依旧案件频出也为此提供了相反的证据。

　　尽管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已历时20余年，但有经济学家指出，现在政府配置的社会资源仍占整个社会资源的70％以上，这意味着从资源配置角度而言，行政权力依然有巨大的寻租空间。尽管中国在法制建设和社会的监督上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许多落后和不足，使遏制腐败的力量和机制相对薄弱，但腐败现象的多发成因更与官员手中权力的含金量密切相关。

　　事实上，官员手中权力寻租空间的巨大，也间接促进了组织人事上的腐败，“买官”、“卖官”现象的出现与此密切相关。在上述民意调查中，组织人事上的腐败被认为是五大“腐败重地”之一。转变政府职能与制度反腐

　　不能不说的是，改革后，我国的政府职能曾被强调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任务，GDP的考核亦使得官员在追求政绩工程和数据造假上有了利益驱动。事实上，这种以一切围绕GDP为核心的政府职能，也促使地方政府容易滋生注重短期行为和利益而忽略甚至牺牲公众的长期利益的行为。在去年的SARS风波中，初期部分地方政府有意隐瞒事实，相当程度上即有着眼本地短期的“投资环境不受损害”的动机。

　　掌握了巨大的资源支配权力，行政部门在职能上接近无限政府，一方面使得行政官员有机会利用手中的权限在市场上寻租，另一方面的恶果是，它使中国成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繁琐的行政审批程序使政府机构设置臃肿，人员增加，不仅直接导致政府行政效率低下，更因行政经费开支庞大而带来了行政效益的降低。

　　因此，加快市场化的改革，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减少行政机构控制资源配置的权力，压缩其寻租空间，是从制度上和源头上反腐败的重要路径。相对而言，也是遏制腐败成本最低的一条途径。

　　在改变政府职能、改善政府办公风气上，除了推进机构改革和市场发展外，从立法角度削减行政权力的的改革也在不断推进，将在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行政许可法》即是一个阶段性的重要成果。

　　在谈到新法与政府职能转变时，温家宝再次强调各级政府要重视履行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对《行政许可法》，温家宝有句经典的概括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

　　尽管《行政许可法》是为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社会影响亦远不及《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大，但从转变政府职能，建立有限政府，以缩小腐败的市场角度看，它也是制度反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