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法学家们在讨论废止经济犯罪死刑时，遭遇意外的民间责难：“废除死刑，岂不是要便宜了那些贪官污吏？”民间对腐败纯朴的愤怒可以理解，问题是，近年因腐败问题而失去性命的高官不在少数，但被查获的腐败案件却呈上升趋势。

　　严厉的刑罚甚至死刑是否可以遏制和吓阻腐败？贵州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有贵州“第一夫人”之称的阎键宏被处决后，继任者向明序以“前腐后继”的方式给出了否定回答，向被逮捕法办距阎被枪决仅时隔一年。从媒体报道中，人们不难找出大量类似的“前腐后继”案例，放眼历史，以惩治腐败的法律苛严和手段残暴著称的明王朝，同时还以腐败黑暗著称，恐怕最能说明问题。从“政治斗争”到“政治任务”

　　与普通公众更关注被揭露的具体腐败不同，媒体敏锐地注意到，十六大报告中将反腐败的提法从“严重的政治斗争”变为“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这个不同的措辞意味着反腐的思路出现了战略性变化。

　　“政治斗争”的反腐可视为常规的权力反腐，历史和今天的教训证明，以相关职能部门承担腐败的路径，无法有效遏制腐败的蔓延。而政治任务不仅仅意味着措辞的强调，而是思路的变化，即以建立有效监督防范和制约的制度来预防和反腐败。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思路的变化同时体现为反腐由腐败出现后的惩治转为预防惩治并重，酝酿多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这一思路明确后正式颁布，则可视为一场制度反腐正式拉开序幕。

　　正是因此，1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纪委第3次全会为外界高度关注，这次会议被认为在反腐上体现了三个重大战略转折：一，由被动防御为主转向主动进攻为主，从过去的以治标为主转向主动进攻，尤其在腐败极易多发高发领域进行“大兵团合成作战”；二，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致力“解决制度问题”；三，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尤其是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致力打造制度反腐的科学体系

　　“如果《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更早出台，它能否监督到程维高？”在原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程维高被查处一案与《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出台同时占据媒体重要位置时，有评论文章这样发问。

　　如果监督的设置缺乏科学合理性，发出这种质疑就是理所当然，而举报程维高的郭光允曾受的打击迫害则为这疑问提供了现实注脚。对严峻的形势和以往监督体系的往往失能，十六报告中提出“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而“制度反腐”同时强调要建立“一个科学体系”，即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的“三位一体”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在完善监督设置的科学性上，纪检部门已出现了不少的手段改进：隶属关系上，不再受同级党组领导；领导人员上，不再从所在单位产生；巡视对象上，不再包括委、部这些“条条”部门。就监督程维高这样的官员而言，至少已不再出现被监督对象领导监督部门的情形。

　　胡锦涛曾在强调制度反腐时说：“要把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行政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回到程维高一案，中纪委对程维高的通报中，公开并肯定了郭光允的举报行为。反腐问题学者李永忠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号，内含着用法律手段消除举报风险、用法律的形式保护举报者、将举报确定为一种依法行为的要求；也是促进举报激励机制的建立，激发干部群众积极举报腐败的行为，提高反腐败的参与度的重要举措。”制度反腐任重道远

　　有媒体认为，2004年将是一个制度反腐年，而中纪委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老百姓对政府反腐的满意度在2002年开始大幅度攀升，2003年则第一次超过半数，达到51.92％，这番晴雨表的积极变化，亦显示出公众对政府反腐决心和能力的信任程度的一个积极信号。

　　公众的信心与近期我国签署了《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公约》以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反腐的外部环境优化相关。

　　制度反腐在2003年发轫，但它的完善还有着许多的路要走，中共提出的制度反腐总体目标是：按照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总体目标，在2010年前建立起能够适应新时期党的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所需要的中国特色党风廉政和反腐败法规制度体系。

　　从整个社会的宏观角度而言，“制度反腐”的内容和领域并非仅在今日媒体对制度反腐的议程设置上。制度反腐，并不仅仅体现在完善和建立执政党内部的自我完善教育、预防和监督制度。反腐的制度建设，还体现为政府职能的转变，从源头上减少行政权力寻租的机会，通过政治民主完善群众监督，通过法制建设和新闻立法完善舆论监督。

　　正如胡锦涛2004年2月在中纪委反腐工作会议上所言,“现在一些腐败现象仍然比较突出，导致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还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仍然是严峻的，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是繁重的”，中共作为一个执政党，将面临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峻的考验，但制度反腐的良好开端则让人们看到了初现的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