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胜国

　　2月9日，沈阳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了一批人事任免名单，其中决定免去鹿璐的沈阳市商业局局长职务。在此之前，鹿璐本人已向市人大常委会递交了辞职申请，并以总裁身份进入大连大商集团沈阳地区集团。（2月10日华商晨报）

　　市人大常委会批准了官员的辞职申请，可以看成人民权力机关对公权的回收。因而鹿璐的离去无疑是符合法定程序的。并且，官员辞职经商办企业早已不是新鲜事，活跃在工商业领域的昔日官员也不在少数。但我以为，鹿璐尽管只是官员辞职下海的个案，但这个个案却启示我们思考如何防范昔日官员进入工商界的“后权力影响”问题。

　　任何级别的领导干部，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资源。当然，官员无论权力大小都是公众赋予的，从制度上保证公权不被滥用，这是预防腐败的关键。但是，我们应该明白，官员手中的权力影响绝不仅限于在任时期；离任官员尽管不再具有职务，却仍然有着一定的权力带来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就属于后权力影响。因此，对辞职官员而言，在认真搞好离任审计、让他们干干净净离任之余，还有个防范他们利用后权力影响谋私的问题。

　　对于鹿璐离开商业局长位置加盟企业，有人认为，商业局属计划经济的产物，现在的商业局不再有物资、商品控制权，前“商业局长”加盟的公司不会对其他的企业构成不公平的竞争。这种观点如果针对鹿璐一人也许有一定道理。但推而广之，如果鹿璐是握有审批权的领导甚至是书记、市长，那她的“下海”又会不会因为“后权力影响”导致与其他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一些企业盛邀离任官员加盟，也许是看重其突出的组织决策能力、正直诚信的品质、干练的工作作风和丰富的工作经验，但是，我们也要预防一些企业利用官员的后权力影响实现公共资源与私有资源的结合。“后权力影响”当然并不都是消极的。“政声人去后”是一种“后权力影响”，“老领导”的面子也是一种“后权力影响”。试想，当一位主管过计划的副市长辞职变为企业老总，而在职的计委主任又曾蒙受这位昔日市长的“提携”，他在为企业争取项目的时候肯定比其他企业更容易。

　　一个人并不需要从政才能体现人生成就。因而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社会应该开辟出官员淡出官场、进入工商界的绿色通道。但是，如果仅仅在政策和程序上允许政府官员成为企业老总，而不对“后权力影响”设置必要的防火墙，那么，官员“辞职下海”所带来的后果就不只是人生角色的转换，还有市场竞争的无序和腐败行为的滋生。

　　就目前的制度设计而言，防止官员利用职权谋私的政策法规已经比较健全。但对于官员进入工商界后，如何防止其利用“后权力影响”实现公共资源私有化的制度还相当薄弱，甚至还是一片空白。重视辞官经商者的“后权力影响”问题，并加紧使之制度化，这应该是完善市场体制、规范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运行的应有之义。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