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从维熙

　　新春伊始，写此自读篇，以戒自己变脸、变形、变心……

　　老祖宗曾留下“每日三省吾身”之古训，如今的时尚中人，已视成为“木乃伊”的陈腐语言。其实，人离开读己，经常会失去自识。

　　我的自读，是由楼内装修引起的：我家住高高塔楼中的五层，在装修居室之风席卷全国城市之际，楼内敲击的丁当之声与电钻突突之声不绝于耳。特别是在一年四季中秋日冬时，是装修的最佳季节，其高峰时常常是楼上楼下都“大动干戈”，五层居室被夹在中间，那不绝于耳的巨响，常使笔者产生时光倒流、重回战争年月的感觉。这给一个以笔耕为生、追求安静写作的人，带来了无穷尽的烦恼。怎么办？最初我采取了逃遁之策，每每“战事爆发”，我躲到郊区田园中去，寻找生活安静；可是这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不仅大量的报纸信件难以处理，有些难得的友人聚会，都会因人在远郊而受到影响。百般无奈之际，我采取了精神抵抗。

　　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先生，是个带有贬义的典型人物，许多评论家在评说这个人物时，都将他喻为奴性的代表：岂不知在人的一生中，都不可避免地充当阿Q的角色，只是有的人没有这种自我意识罢了。比如：在文革年代，你被拉到了批斗会的现场，命运让你充当主角，刚烈的人可能会采取自杀结束这种痛苦；而大多数芸芸众生，还要装出虔诚的样子，逆来顺受地接受暴风雨的洗礼不说，还要说上几句感谢帮助一类的时代语汇。我对此的感受比一般的平民百姓还要深邃许多，因为在长达二十年的劳改生涯中，始终处在接受批判的囚徒地位，要是不拿出一点阿Q的平衡术来，也许早就到坟头里听蛐蛐叫去了。也许是基于这种精神积累之故吧，对于自我平衡有着我的理解：如果你要活下去，阿Q先生虽然不是你的精神图腾，但也可以当成你的生存拐棍，在你最最困顿的时日，阿Q是让你苟且地活下来的法宝。能不能这么说，在那个人道沦丧的岁月里，有失人文清高的阿Q学说，成了国人中受难部族维系生命、抵制死亡的有效手段？

　　时代不同了，抵抗生活噪音的手段，当然也随之而发生了变化，我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用音乐与来自楼内的杂音对抗。最初，我以光盘中盲人阿炳留下《二泉映月》的韵律，来抵抗电钻声声，但是阿炳留给后人的乐章太悲泣了，他的音韵反而让人徒生悲凉，不仅无法逃遁上下夹击的轰鸣之声，还勾起我对多年风霜雨雪生活的回忆——而这些回忆，我已然在多年的创作中，倾吐得差不多了，因而借瞎子阿炳的旋律抵抗噪音宣布失灵。我想，可能各种乐器齐奏的交响乐章，可以为我提供精神保护，便特意到音响商店，买来几位交响大师的光碟，放进电脑里让它发出强大的音波，以抵制和平年代的“战争”之灾。这一招还真灵验，当它的轰鸣的音响占据了空间时，一切噪音都不存在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我把这些音乐大师的灵魂火花，当成一顶精神的保护伞，我龟缩于其内行文时，真是有点自得其乐，并深为自己以美丽的音响，消溶楼内的雷鸣电闪而暗自庆幸。

　　可是邻居来叩门了：“从老，您能不能把声音弄得小一点？我家的老爷子有点不舒服……真对不起！”

　　我最初有点惊愕，因为早晨我还看见老爷子提着鸟笼子，兴致勃勃地去公园遛鸟，怎么就突然病了？我说，我让我妻子看看老爷子去，她是不错的内科医生。哪知邻居连连摆手说：“别——别——他没大病，实话跟您说吧，只是他听不惯那洋音乐，请您谅解！”我突然明白了，街坊并非反对我用音乐旋律抵制装修的噪音，只是西方音乐的旋律，不对老爷子的胃口而已。树林子大，什么鸟儿都有，邻居是正黄旗的后代，可谓是地道的老北京，让人家去理解交响乐，简直是让人家听天书一般，不是太难为人家了吗？为了尊重我的这位老邻居的耳朵，并解决楼内的噪音问题，我把那几位世界顶级音乐大师的光盘，打入冷宫让它们去冬眠，立马上街买来几张京剧光盘，什么《击鼓骂曹》、《三堂会审》、《四郎探母》……凡是老北京喜欢听的京剧，我尽量都搜罗其内，既当成用以抵制噪音的武器，也是我对老爷子的精神试探的“雷达”。真是如我所料，当二胡、锣鼓夹杂着京剧高亢的唱腔，代替了交响乐的旋律之后，老爷子不但没了毛病，反而常常跟着铿锵的锣鼓声声而撒开了嗓子。我正在暗自得意天地人和之际，另一个麻烦却跟踪而来了：老爷子大概误认为我也是个京剧迷，一天几次按响我的门铃，与我谈开了京剧这个行当的学问，致使我要不断离开电脑键盘，与上门家访的老爷子，盘谈起京剧中的生、旦、净、末、丑的表演。我的天！我本来是为了抵抗噪音、保卫写作而采取的抵抗手段，结果被老爷子弄得丢盔卸甲，我真是不知该何去何从了。冷落登门盘道的老人，让我于心不忍；自己装作一个地道的老北京，我又无法进入角色。在百般无奈之际，我只好关闭了播放京剧的音响，以求心神的安静。

　　在无路逃遁的情况下，我开始梳理自己的心绪。虽然我面前没有镜子，我似乎发现了我精神上滋生的霉斑。记得，我于1979年刚“平反”的时候，家居只有八平方米的小屋。那是一个大杂院，墙与墙的间隔只有一层厚厚的纸板。那时候电视刚刚进入中国不久，和我只有一纸之隔的邻居，十分痴迷这个新鲜玩艺，除中午午休的个把钟头之外，从早到晚我的耳边如同有一个高音喇叭在鸣响。但是那时我可将其视为乌有，每天笔尖在稿纸上飞舞，时至今日，为何就难以承受生活中的噪音了呢？想来想去，发现我因生存环境的变化，而远远游离了社会底层。这是远镜头中的我。在近镜头中，我也留下封存的记忆：大概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期，我的家舍进行装修，有九只“九头鸟”(湖北籍民工)进入我家时，我每天与他们同吃，还能在嘈杂的音响中进行笔耕；当时适逢国庆，我与这九只“九头鸟”聚在一起开怀畅饮。当他们完成我家的装修，要去别人家装修新巢时，我不仅与他们合影留念，事后还不忘给他们每人寄去了一张照片。

　　不过十年的光景，曾经在社会底层饱受“虫叮蚁咬”的我，在安逸的生活中，精神上发生了霉变，我关注底层的神经麻木了，渐渐成了城市休闲族中的一员——对于世俗来说，这也许是一种生活的升华；对我来说，这也许是一种精神的坠落。记得我刚刚返回京城，获得重新拿笔的权利时，我曾对自己的笔锋有过约束：关注底层，因为社会底层不仅蕴藏着社会的晴雨表，底层群落的生存形态的优劣，还标志着国家政治的浑浊与清明。不是吗？为了重返原生态的我，增加与社会底层的亲和力，我第一件事就是买了一条烟，去楼上楼下看望这些来自农村的装修工。他们每天与飞舞的粉尘和各种涂料为伍，像搭巢修窝的蜜蜂那般，把美好献给别人，自己又开始另一轮搭窝修巢工作，如果这些人再遭人白眼，天下不是没有良知二字了吗？！

　　自照镜子之后，楼内装修的音响虽依然如故，但对我再不构成写作的威胁。那不是在劳改队度日时，阿Q平衡术的再次显灵；而是灵魂回归到社会底层之后，另一种精神力量的张扬。人既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常见有些穿越社会底层的文苑中人，在官场混迹久了之后，再也无法恢复文人原来的自我；诗文中虽仍不失其文采，但掺杂着无法剔除的冷色，让人望而生畏。

　　新春伊始，写此自读篇，以戒自己变脸、变形、变心……

　　来源：香港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