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报道（央视CCTV新闻《声音》2月9日）：自广州《足球》报与中国足协因一篇报道引起冲突，并进而被足协取消相关球赛采访资格后，《足球》报在版面显眼处设立了被封杀天数的标志，节目主持人并出示了带有封杀标示天数的《足球》报。看了这条消息，不禁引发了笔者对此“封杀”行为的双向思考：

　　其实只要是关心时事的社会公众都该知道，中国足协此次因报道对媒体的“封杀”已不是首次，以前对无锡的一家地方媒体也曾采用过如此方法，这对中国足协再次旧技重演，之所以在社会公众又再次引起关注，应该说人们的视线也早已超出具体媒体与相关报道自身。人们所真正重视的实际上是：社会团体，或者确切的说，一些拥有一定公权的半官方社会协会该怎么对待社会舆论，特别是该怎么对待公众与媒体的批评，或者再退一步讲，即使是在认为媒体报道失实的情况下，又该怎么来处理？实际上不管是这次《足球》遭足协封杀，还是早前的新华社及其它媒体记者数次因采访报道被封杀或被打，其事件的真正指向也已不是简单的“事件”本身。就拿这次“封杀”事件来说，因为中国足协是一个具有一定公权的社会团体，足球也是一个令社会关注的公共运动，所以不管是足协自身的权力运用还是足球产业的发展，都在相当程度上会涉及与影响社会公众与公共利益，而以一个民主社会的基本要求看，任何关涉社会公众与公共利益的权力及产业，都该毫无例外的纳入社会的监督制度之内，而在整个社会的监督体制中，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又具有一定的代行公众监督的性质，是社会公众行使法定监督权的一种渠道。所以在此情况下，中国足协对《足球》的“封杀”之举，性质上已不仅只是对《足球》，对某家媒体的“封杀”，而是一种对社会公众监督的限制，是一种对社会公众基本权利的侵犯。

　　还有从媒体层面看，社会如果对足协在今天对《足球》保持沉默或容忍，那明天，足协或者其它社会团体，一旦觉得哪家媒体得罪了他，同样也可对其它媒体动用“封杀”之举，倘真的如此，社会公众的监督权利（渠道）岂不成了事实上的“橡皮泥”，权力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什么时候堵就什么时候堵吗？如此，还谈什么民主社会与监督制度建设？

　　所以，从认识这次中国足协对《足球》的封杀角度上看，不管是媒体自身，还是社会公众，或者是有关的国家监督机关，都不能仅仅只停留于这“封杀”事件本身，而要从民主社会建设，监督制度设立及有效的高度上来认识，进而能真正建立一套更有效的，更符合社会公众与公共利益的，更能使社会公众充分行使民主权力的监督制度。这就是笔者对这次“封杀”事件，在后果与制度上的双向思考，想同时也该是社会公众与民主社会建设的需要！(稿源：红网)(作者：周义兴)(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