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响

　　政府部门主动更改陈规以适应具有一定社会化特征的公众心理趋向，是一种可喜的观念转变

　　民意必须被尊重，但应当有规范性的程序来保证民意的充分体现和表达，而不仅仅是“决定”和“宣布”

　　一条有关车牌尾号的小消息，再次牵扯出了夹杂着“人性化管理”、“尊重民意”、“向封建迷信妥协”等一大串严肃词汇的讨论。

　　广东的新快报报道，从2月10日起，广州机动车号牌电脑随机选号库里，尾数中的“4”已被删去。

　　舆论很快作出了回应。还是新快报报道说，正在参加广东省政协会议的政协委员们，大多数并不认同这一做法。委员们说，“其实这不叫‘顺应民意’，而是对民间不健康心态的一种妥协”。

　　实际上，车牌尾号“4”的类似新闻，已经不是第一次传出了。公安部30条便民措施出台后，各地公安机关结合地方实情，纷纷推出了不少实际做法。长沙交管部门去年10月停用了尾数为4的机动车车牌；江苏泰兴市交巡警大队年初也将车牌号尾数为4、47的牌照从选号库预先删除；在北京，职能部门据说也曾有过这方面的动议，后因争议作罢。

　　上述这些地方的小小改革举动，赞许者说，这是“体现人性化色彩”的便民之举（见中国青年报报道）；反对者说，“初衷虽好，但不免有纵容一种不健康的文化习惯和落后的文化意识之嫌”（见中国消费者报报道）。这个社会管理的局部调整看上去似乎无伤大雅，但考虑到引起的争议是如此普遍，并有可能牵涉到公共管理部门的理念和程序问题，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加以评析。

　　有关部门在改革车号牌发放做法上显示出来的观念革新气象，我举双手赞扬。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车牌号发放看做是管理者的一种权力，想挑个称心的号，得托门子、找熟人，作为被管理者的个人则基本没有选择和说三道四的权利。如今，政府部门充分考虑到社会中部分人的个人喜好及心理习惯，主动更改陈规以适应这种具有一定社会化特征的公众心理趋向，是一种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心态转变的体现，也即大多数人认同的所谓“初衷是好的”。

　　但是，我也同时反对简单地将“4”一去了之的做法。有文章说，立法应该尊重民俗，合理正当的习惯权利应得到法律的尊重并予以承认和保护。这话说得不错，但应该尊重什么样的民俗，如何通过合理规范的程序来体现这一尊重，我以为也是与行政部门的价值观念同等重要的问题。民意是必须被尊重的，那就得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民意，所谓“呼声”是否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真正意愿的表达。因为，有很多的人不喜欢在车牌号中有“4”这个特殊的数字，但是，也有不少人把它看做是旧观念并加以抵制，还有的人因为某些原因偏偏喜欢这个“4”……简单地将“4”一去了之，尽管迎合了一部分公众的需求，但也限制了另一部分人的选择权利，并且使得还有一些人因为自己恪守的道德观念受到挑战而感到不快。到底应该怎样选择，应当设计一套保证最大限度保护各方利益的规范性程序，可以是投票，可以是听证，等等。但是，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一个过程，而只是听到了有关部门的“宣布”。

　　法学家贺卫方在新京报针对禁燃鞭炮而著文说，“由原来的立法者对于原先的法规进行民主和理性的审议，最好多举办几场由各种利益关联者参与的立法听证，通过电视直播、报章详尽报道等方式，让民众理解不同的利益诉求……也希望有中立的调查机构对市民对于禁放与否的态度进行调查，数据可以成为立法辩论的依据。我相信，无论最终立法的结果是完全禁止、局部或者完全解禁，法律都会因为这样的过程而具有更坚实的民主基础……”我想，这样的主张应该同样也适用于汽车号牌发放这一公共管理问题。

　　《华东新闻》 (2004年02月13日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