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志传

　　安徽“巨贪”尹西才涉嫌特大贪污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在安徽淮北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尹西才曾任淮北矿务局林业处党委书记，林业处处长，安徽金蟾药业总公司总经理，安徽金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其家庭财产———包括2000多万元人民币和66万余元美金，不能说明合法来源。（2月8日《长江日报》）

　　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有巨额财产不能说明来源。如安徽蚌埠卷烟厂原厂长李邦福，受贿112万，巨额财产123万不能说明来源；中行江苏溧阳支行原行长周志芬，受贿126万，巨额财产250万不能说明来源；四川省交通厅原副厅长郑道访，受贿612万、美元10万，巨额财产485万不能说明来源；河南荥阳市财政局原局长薛五辰，贪污、受贿247．5万元，巨额财产595万不能说明来源……近来不能说明来源的财产数额越来越大，甚至比贪污、受贿的数额要大得多，真是一大怪事。

　　巨额财产难道真的不能说明来源吗？如果单笔数额小，或许有忘记的可能。但是数额大，一笔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元的款项，真的能忘记来源吗？如此巨大的数额，说记性差，恐怕贪官自己都不信！

　　其实贪官对自己的财产，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无论是贪污而来，还是受贿所得，心中多少都有数。比如行贿总有目的，拿了钱就得替人办事，办成办不成总有交代，能忘记吗？再如收了“买官”钱，“买官”者是否得到“官职”，没有忘得了的。

　　仔细想想，“说不清来源”多半是借口，其漏洞在法律条文上。《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作了如此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则规定，贪污或受贿5000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相比之下，对“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处罚较轻，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惩罚规定，又“上不封顶”———对100万适用，对1000万同样适用。这也就是说，如果贪污受贿500多万元，就有被判死刑的可能，可对500多万元巨额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仅仅只能被判5年内有期徒刑。于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就成了贪官的“避罪港”。

　　试想，2000多万元来路不明的资产，如果不查明来源，那该有多少人逃避惩处？如果不堵住这个漏洞，反腐败就难以深入进行，除恶务尽便是一句空话。

　　从司法机关来说，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在查证落实上的确难度很大，但是如果不规定数额的上限，数额多少都是同一处罚，实际上就等同于放弃追查；而放弃追查就意味着放跑行贿者———这无异于纵容犯罪。

　　看来，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有重新审视的必要。一方面，“巨额”将会变得无边无际，应该设定上限，超过上限的，必须追查到底。另一方面，“巨额财产不明罪”的设立，重要原因之一是没有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从建立反腐败预防机制的角度上看，尽快建立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势在必行。并且在一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定罪，与贪污罪相同，这一点也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