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

　　近年来，大学教授的收入有了很大提高。他们的年薪（包括工资、奖金、外快、课题补助等等）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种状况，与前些年所谓“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的说法相比，还真是有点换了人间的味道。

　　尽管如此，教授们的压力依然很重。我的一位朋友的朋友，早就是教授了，还要去读博士。进修期间，他又获得出国机会，再加上编书、写论文等一系列事务缠身，终于累得住进医院。令人不忍的是，即便是住了医院，他还要一边输液，一边读外语。按理说教授的学术地位比博士要高很多，但是许多教授为了获得一个博士头衔，只好屈尊俯就去读博士。

　　这在过去简直是笑话。比如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任鸿隽就说过：对于那些拿到博士学位的人来说，倘若“立意做一个学者，他大约仍旧在大学里做一个助教，一面仍然研究他的学问”。等到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才可以晋升为教授。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由于管理者浅薄和无知，居然作出教授待遇不如博士的规定。这就是教授为什么要读博士的原因。

　　为此，有必要介绍一下老一辈学者在这方面的意见。早在1930年，潘光旦先生就写过一篇文章，标题是《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他说，由于“教授的任务，一半在教导学生，一半也在他的专门学问上继续用功夫”，因此对于他们来说，薪水的充裕固不可少，但精神上的宁静更为重要。拿这个标准来看，我以为现在大学里最缺少的就是这种精神上的宁静。“文革”中有人把大学教授称为精神贵族，我看倒也不错。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只要生活上有所保障，不应该有过高的物质欲望。可惜如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恐怕还是少数。

　　前不久我去云南开会，发现当地一所大学的老师们拥有私车的不少。经了解，才知道他们在校外代课收入不菲，遇到所谓旺季，有的教师一个月就能挣到上万元。这与《南方周末》披露的在北京办一个MBA班，“以1万元一天的价钱请教授”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我还是认为，假如人活到这个份上，也就成了赚钱的机器。

　　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里也有一批专门为挣钱而代课的人，不过那时这些人被称为讲师而不是教授。我曾经为鲁迅仅仅是一个讲师而感到不平，后来才知道如果仅仅从学问上看，当时的讲师与教授也不相上下。所不同的，教授是专职，讲师是兼职。鲁迅当时在大学兼课，自然只能是讲师了。潘光旦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第一，大学教授是专职，他们就不是那种上完课便一走了事的人。第二，由于大学教授不能上完课就走人，所以他们和学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第三，由于教授与学生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所以他们的人格会对学生产生很大影响。第四，教授要用高尚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就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因此潘光旦先生说：“学校应当使学生和教授的人格有密切的接触。要有这种接触，第一条件也便是要使教授获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不宁静，人格便不能充分表现。”

　　拿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以为有关方面不仅要看到教授的钱包是否已经鼓了起来，更要看看他们能否享受精神上的宁静。因为教授毕竟不是一个讨饭碗的行当，而是一个为人师表的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