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殿兴

　　某地在评选人民满意的政法干警活动中，曾组织有关人士对拟评先进单位进行明察暗访。结果有的单位很是不令人满意：打个电话过去，对方开口就是一句“你找谁”；扮成肢残老人去暗访，接待者二郎腿一翘，对其全然视而不见，把老人支使来支使去……事后有人对这种情况的抱怨与批评，很有些不以为然，说什么对干警应强调“威严和公正”，不应强调“笑的灿烂”。对此高论，笔者实在不敢恭维。

　　应该说，将威严与政法干警联系起来，大体没有错。但在威严的适用上，千万绝对化不得。如上所述，面对前来办事的肢残老人，应该是热情、周到的文明服务，不能是威严。如此强调威严，显然是表错了情，达错了义，是用错了场合、用错了对象，太不合时宜了。

　　退一步说，即使在进行执法公干的场合，威严与文明也并非有如冰炭。江苏警方以“清风行动”代替过去治安清查的“狂风行动”，大大减少了扰民、伤民，开了治安清查行动文明执法的风气之先。还有，广州市城管综合执法支队“三理六公开”的文明执法经验（“三理”即纠正违章要有理、宣传教育要讲理、执法尺度要合理；“六公开”即公开身份、公开依据、公开标准、公开程序、公开职责、公开结果），也是足可借鉴的。

　　江苏警方和广州城管的文明执法，不能说没有威严。但其威严，是以文明为前导，是寓于文明言行之中的。所以，他们的执法，易于被人们接受，易于结出公正之果。在许多情况下，倘硬把威严从文明中剥离出来与公正相配，人为地抬高威严“地位”，结果往往事与愿违。在百姓面前，怎能不“冷、横、硬、推”威风八面？！“笑的灿烂”云云，又能见几多呢？

　　强调威严、漠视文明直至将二者对立起来，反映出一些执法者现代执法理念的缺失。一个人从穿上警服起，便当存受人民相托相“雇”、为人民尽职尽责之心。基于此，在职能定位上，就该将热情服务放在首位；在权限定位上，就该以保障人权为本，尊重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但有些人，嘴里喊的是执法为民，心里想的却是“抖威”。在这种心态下，变味儿的威严自然要令文明为其让位。诸如滥用强制措施、刁难律师介入侦查阶段和刑讯逼供等现象，自然也就屡禁不止了。

　　在电视剧《烧锅屯钟声》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当工作队被村民阻挡进不了村，有人提议让“警车开道，谁妨碍执行公务就抓谁”时，队长杨天虹很是清醒：“那怎么行？靠警车助威站不住脚！”经过近年来的一系列教育整顿，政法干警队伍中这样的明白人时下是多了起来。但多只是相对而言，高估不得的。就在前些天，西安一名警察嫌一名找急诊大夫看病的患者妨碍其聊天，竟叫来110将患者打了一顿。扭曲的威严观在日常生活中如此的恶性发作，真是令人拍案而起。有人曾公开说，什么时候见到“大檐儿帽”不再害怕，感到亲切，这样的工作就做到家了。这是一种期盼，一个有良知的人，对这个期盼，是不会无动于衷的。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2月13日 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