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读书者说）

千呼万唤（读书者说）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13日06:04 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

袁永君　　武侠小说新论之三　　一曲“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道尽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旖旎风光，成为孔圣亲手编定《诗经》的开篇之作，这在某种意义上已为中国传统经典文学定下了远离英雄主义的基调。　　秦汉以降，由于统治阶级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专制政策，“侠以武犯禁，儒以文乱法”现象遭受惯压，文人借物讽事一抒胸臆或咏风笑月适情雅趣遂蔚然成风，以至于即使在大唐盛世时，“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誓不还”的豪迈慷慨也只是倏忽几现，更多的是“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心境流露，真正意义上的英雄主义仍处于缺席状态。成熟于明朝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在中国文学史上首次谱写了具有史诗气象的英雄篇章，并孤独地闪烁着灿烂的光芒，诞生于近代的旧派侠义小说《三侠五义》等及当代的新派武侠小说，则无疑承继了其英雄主义的遗泽。　　呼唤英雄进而崇拜英雄，中外皆然，但由于特殊的文化背景及独有的国民心理，使得国人对英雄的呼唤及崇拜尤为突出，而长期匍匐在文化禁锢下的文学创作却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因此，在江湖侠客早已走进传说成为古董的20世纪八十年代，讴歌本色英雄的新派武侠小说才能席卷大江南北。换言之，武侠小说一度火热灼人且至今余温仍存，正是因为其契合了国人积淀已久的“英雄渴望”心理。　　我们要寻觅的英雄是什么样的呢？武侠小说所界定的英雄又是什么样的呢？在《射雕英雄传》中，作者借郭靖之口说道：“行侠仗义、济人困厄固然是天分，但这只是侠之小者”；“自来英雄为当世钦敬、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百姓之人。”诚如所言，前者是小英雄，后者是大英雄，但无论是哪种英雄，不管他为乡里平民洗却冤屈，还是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造影并无二致，都因一身“天下人管天下事”的浩然正气而成为万民心中的神，也成为武侠小说极力推崇的英雄形象。　　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清明如“贞观之治”者短之又短，几乎每朝每代都无不让人们深深感受到暴虐统治和疯狂屠杀之痛，老百姓不屈不挠拼死抗争固然是可歌可泣的主旋律，但在儒、佛、道互补的平和、隐忍、无为精神灌输下，久而久之心灵逐渐扭曲和钝化、竟至习惯于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者亦不在少数。冰窟里呆久了，便觉得凉水也温暖，从对准胸膛明晃晃血淋淋的钢刀，到换成黑手高悬在空的霸主鞭；从生命朝不保夕的极度恐惧，到聊以偷生苦挨年日，总会萌生出“谢天谢地谢人”的轻松。倘有一口饭吃，理所当然好死不如赖活着，非到连半碗能照出月亮的稀粥也维系不了时，是不会揭竿而起的。这种勿抗心态，是中国封建社会得以迁延两千年的原因之一。长夜难明赤县天，芸芸众生不得不把欢乐寄托在幻想中，他们渴望有清官维护公理和正义（中国清官文学因之出笼），也更渴望有大小英雄来到他们身边，以非正常手段为他们铲除不平或干脆改朝换代拨云见日，“鞭挞督邮”、“拳打镇关西”等流传坊间莫不如此，这也成为武侠文学勃起的社会基础。　　现代社会，侠义精神仍为世人召唤。20世纪八十年代初，人民日报一位记者曾报道过这样一件事：在广州熙来攘往的闹市区，广东省广播电台的青年记者安珂为保护弱者被3名持械歹徒殴打十余分钟，围观者众却无人出手相助而任凭歹徒扬长而去。据有心人统计，仅1979年到1983年间，见诸主流媒体类似上述触目惊心的事例就有170多起。如今，时光倏忽已过去了20年，我国的经济如火车头般滚滚向前，但街头巷尾公然盗抢行为仍为部分市民熟视无睹，弱女子车站码头众目睽睽之下遭受凌辱或见地方报端。某些国人缺乏古道热肠，毫无侠义精神令人齿冷，麻木、中庸、怯懦之劣根性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看客心理清晰可见。从另一方面论，法律不是万能的，朗朗青天下也难免有黑暗，太平盛世中也不排除有冤狱，有苦不能诉有屈不能申之事的确客观存在。明人张潮言：“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耳闻目睹或亲身遭遇上述情景，能举重若轻自掌局面，号令千军捉尽丑类当然最好，而实际上无此功力的凡夫俗子，又怎会不早也盼晚也盼大喝一声拔刀相助的侠义英雄呢！从此层面上讲，正因为侠客形象代表了平民百姓要求社会公平公正、渴望有人锄强助弱的强烈愿望，才不会因时代变迁或意识形态转化而失去魅力。　　“江湖侠客已无多”，古今同慨！看遍今古，融会贯通，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有征服世界、征服自然之壮志，有完善道德、完善自己之恒心，见义勇为，爱人爱家爱国，当为读者中的高手；看剑抒情，弹铗高歌，慕古伤今洁身自好，亦无不可；惟躲进小楼不思进取，麻醉于快意恩仇，痴迷于飞剑吐气，抑或按图索骥学得三招两式，意欲寻衅市井妄动拳脚，则属等而下之者也———一哂！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4年02月13日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