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毅

　　农民工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务工就业是近年来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记者：我们注意到，1号文件对农民进城务工就业问题更加重视，并且提出了更加积极的鼓励性政策措施。请问其背景是什么？

　　韩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对农民外出就业的束缚在逐步解除，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日趋活跃，并逐渐成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主要形式。1978—1998年，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人数从不足200万人增加到6500万人。到2003年，实际外出就业数量已达9900万人，比上年增加500万人。根据有关调查，外出流动就业农民有80％以上进入了城镇。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农业户口人员占二、三产业就业人口的比重已经高达46．5％，第二产业中农业户口从业者已经占到了57．6％，建筑行业占到了80％。这说明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8—2002年期间，农民收入增长了386元，年均增加77元，其中有65元是工资性收入，占84％。目前，非农就业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的近一半，工资性收入已经占到农民收入1／3。可以说，农民进城务工就业已成为近年来农民增收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简化农民进城务工手续

　　记者：农民进城就业确实面临着不公平的环境，如一些大中城市限制农民进入的行业和工种，对进城农民工的收费过多过滥，农民进城务工要办理名目繁多的证卡，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也相当严重。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清理和取消针对农民进城就业的歧视性规定，防止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您认为落实这些政策，当前急需解决什么问题？

　　韩俊：党中央、国务院对这些问题是高度重视的。国务院已经要求取消面向进城农民征收的6项不合理收费，仅这一项政策去年就可为农民减轻负担56亿元。国务院去年在最短的时间里出台了废止收容遣返制度的政策。在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也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措施。

　　根据我们的调查，有的地区和部门执行中央关于保障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各项政策不坚决，有的甚至继续变换手法向进城就业农民及用工单位乱收费。这次中央1号文件进一步明确了保障进城就业农民合法权益的各项政策。1号文件的这些政策规定实质是要求建立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制度。根据1号文件要求，应当取消专门要求外出就业民工办理的各种不合理的就业证卡。因为这种做法对外出就业农民带有明显的歧视性，损害了进城农民平等的就业权利，不符合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没有真正起到引导农民有序流动的作用。从实际情况看，这种专门面向民工的就业证卡，大多演变成以管理之名，行收费之实。要严禁越权对农民工设立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费标准。各级物价、财政部门要严格检查、督促落实。同时，要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依法保障进城就业农民的各项权益。

　　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应当将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

　　记者：1号文件要求把对进城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及其他服务和管理经费，纳入城市的正常财政预算。这项政策的背景是什么？意义何在？

　　韩俊：在大量农民拥入城市的趋势下，目前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实际上，相当一部分流动人口已经在暂住地扎下根来，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常住居民，但仍不能享受本地居民的权利。在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当地政府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并没有考虑这部分人的存在和需要，对这些人的社会管理费用也没有包括在政府的正常财政预算中，普遍的做法是依靠向外来人员收取各种费用。以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为例，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国流动儿童的规模已达2000万人。由于义务教育体制的城乡分割，在多数城市，农民工子女入学仍然要比城镇户口孩子入学多交“借读费”（或称义务教育补充基金）。在农民工居住较多的城乡结合部，公办学校增加公共教育经费没有正规渠道，影响了对民工子女的吸纳。城乡义务教育体制的整合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城市发展规划和社会各种公共服务规划应该有效服务于全社会，应当将外来人口的管理费用纳入财政预算。近年来，一些大中城市也在积极探索改革户籍制度。根据1号文件的精神，大中城市可以从各城市的实际承受能力出发，进一步放宽农民进城就业和定居的条件。让外来人口逐步融入城市，有利于城市各种服务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城市社会的和谐。

　　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记者：文件提出了抓好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问题，您认为应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韩俊：进城务工的农民中绝大多数农民没有接受任何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农民的素质，这是提高农民就业能力、增强我国产业竞争力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

　　按照1号文件的要求，为了做好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一是要将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纳入各级公共财政的支持范围，建立“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的投入机制。二是把满足市场需求作为出发点，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三是积极探索新的培训方式。要调动社会各方面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为提高培训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培训效果，应由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培训内容和培训时间，政府对接受培训的农民给予一定的补贴和资助。要防止和纠正各种强制农民参加有偿培训和职业资格鉴定的错误做法。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3日 第六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