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允

　　通向省长家门的一架云梯

　　我跟李山林的矛盾就这样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对我的立案审查无休无止，1990年4月，建委又下文把我的定额站站长给免了。但是没有给我发文，也没有任何领导给我谈话，没人通知我被免职了，更别说领导给我解释免我职务的原因了。

　　然而我还能工作，说话还算得上数，处长职务还没有免（尽管李山林老早就扬言要把我的处长也免了）。处长虽还没免，但日子也不好过，因为建委都知道李主任发了话：郭光允说话“不算数”。但他李山林还不能做到一手遮天，建委的许多同志也深知我在业务上、在技术上说话还是“算数”的。我克服了一切阻力，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如果没有后来程维高垂青李山林，重用李山林，放手让他做坏事的话，如果不是程维高、李真、李山林、吴庆五等人联手让南京二建肆虐河北建筑市场，如果没有程维高授意省委组织部及石家庄市委上演一出“竞选副市长”的丑剧发生，如果……

　　假如以上的“如果”变成了现实，那么即使我同李山林矛盾再尖锐，也只能算是“茶杯里的风波”，机关里的是非而已。

　　可惜，历史并不承认“如果”、“假如”，所谓“自作孽，不可活”，还是符合历史辩证法的。

　　这一年，程维高从河南省省长任上调任河北省省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主政河北的政治生涯。

　　作为一名机关干部，一开始我对程省长是有好感的。

　　我是万万没有料到跟这位尊贵的省级大员日后会有什么矛盾瓜葛的。假如没有“建委风波”之后的环环相扣的因素，那么，程维高为他的官，我做我的一介平民，太平世界，朗朗乾坤，平白无故还会生出什么灾祸不成？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先从南京二建说起吧。

　　“南京二建”的鼎鼎大名，自程维高被查处之后，几乎在全国妇孺皆知。换一种情况，“南京二建”的这种“知名度”花上亿人民币也是买不来的，可惜没有一个经理人愿意有这种“知名度”，南京二建驻河北的经理朱钧昌后来因经济犯罪被判了20年徒刑，后任经理王建新也因行贿被判6年徒刑。你能说是程维高等人害了南京二建？还是南京二建坑了程维高？

　　历史会跟人开玩笑的。一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南京二建的，反而是那个后来跟南京二建沆瀣一气的李山林，而当时的我根据政策规定，反倒是比较维护南京二建的。

　　说到这里，必须交代一段我同红军街4号院（省委领导住地）的渊源。其实我和我爱人也是省委大院的常客，我有亲朋好友也住在那座大院里，其中一位是河北省的老省长刘秉彦，我一个平民百姓怎么会跟刘秉彦很熟悉呢？刘老资历老（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惟一一位没有参加过长征而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我党高级干部），又是我一位本家远房堂亲郭春原的同学和同事。

　　这一天，刘老像不经意般地说了一句：“你们的那个李山林主任，这个月到程维高家去了7趟。”

　　终于有一天，我和我爱人也在红军街4号院“邂逅”了李山林的司机和他那部专车，李山林的司机冷不防看到我们，一副很尴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