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曲哲涵

　　2月7日是星期六，天儿似乎格外冷。

　　菜摊上有青蒜、水萝卜、香菜……八九样菜全都摆得整整齐齐。就像平时改稿子一样，我把发黄的菜叶子择下来，把根茎上过多的泥土磕下去，并不断从身后的筐里挑拣出最鲜亮的菜，摆到顾客眼皮底下。没人光顾的时候也不能闲着手，今天我卖菜。

　　小叔子头天夜里骑了1个多小时的三轮车，才汗巴流水儿地从城郊的批发市场拉回这些菜。初来北京找营生，卖菜第一天，他嗓子都喊哑了，才挣了2元3角钱。

　　第二天，穿上旧棉袄，我和爱人去助阵。

　　一开始我们还只是帮忙找钱、装菜。可是眼见着时间一点点过去，生意还十分冷清，就有些着急。

　　“青皮萝卜赛梨甜喽……”我小声吆喝了一声。还好，没人注意我，倒有两个大妈朝我的萝卜瞟了一眼。环顾四周，卖菜的姐姐妹妹们哪一个不是在竭力地叫卖啊。

　　我放开了嗓门：“小菠菜，掐出水儿，一块钱一大捆儿……”“黄瓜八毛，顶花带刺儿！”

　　生意渐渐多了，我们应接不暇，甚至有些顾此失彼。

　　备用找零的钱哪儿去了？已经冻僵的手越急越发抖，对方不耐烦地瞪我。“敢情！你带着皮手套呢。”我心里想。

　　一位打扮入时的妇女买了二斤二两萝卜，却只扔下二斤的钱。问她要，她却扔给我一句“你有病！”别砸了小叔子今后的生意。我强压怒火。一个小时后，客流又明显减少。

　　摊位在阴冷的大墙根下，头一天还埋怨写字楼中央空调太热的我，此时唯一的奢望是太阳快点升上来。

　　“就这还送了三条红塔山呢！”爱人指了指市场的几个边角摊位说：“那些摊子一个月也同样交400元摊位费。”抬眼望去，果然没什么生意。

　　“听说这个早市过一阵子也要解散了”，我旁边的一个摊主透露。“为什么？生意不是挺好的么？在居民小区里，谁的事儿也不碍，菜新鲜又便宜。”我很诧异。

　　“说要在附近建一个更大的菜市场，到时候摊位费肯定低不了。不过我们倒无所谓，涨菜价呗。”他歪了歪嘴说。

　　怎么无所谓呢？今儿个我卖菜，往后我还得买菜呢。

　　太阳升高了，我身上有了暖意，可菠菜的叶子给晒得越来越蔫。我们把摊子往后挪，又躲进墙根儿的阴影里。

　　日近晌午，快散集了，菜剩了不少，能不能保本，心里还没谱。

　　终于来了位大妈，好像对水萝卜感兴趣，我连忙搭讪。她把所有的水萝卜翻了一遍，指着一捆说：“我只要几个。”水萝卜没什么利，我迟疑了一下，拆散了一捆，按她的吩咐，挑了其中最漂亮的六个过秤。

　　3角钱。我从她手中接过了3角钱。一瞬间，我的眼睛有些湿润。在我的生活里，从来都没有拿过面额小于10元的酬劳，也没有哪一次，让我如此陪着笑脸，满怀期待。

　　……

　　一盘点，30块钱。这30块来得真不容易，挨冻、受累，还不能上厕所。早市附近没有公厕，邻摊的人说，他们早上只吃馒头，不敢喝稀饭。30块钱能买什么呢？一瓶洗发水？一本时尚杂志？一杯珍珠奶茶？回家时，在小区门口看见几位收旧家具的农民工，一种亲切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脸被冻的又红又硬，我使劲儿揉搓。爱人在一旁打趣说：“你们这些‘城里人’总笑话我们‘乡下人’的脸不干净，让你卖上一个月的菜，准冻得紫黑，到时候擦‘SK—8’都没用！”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5日 第五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