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凤

　　哀乐声骤起，告别厅内哭声一片。宝桐熟睡般安卧在鲜花绿叶丛中，我直想扑上去，被子女紧紧拉住……

　　我不能吃也不能睡，天人永隔的痛啊，撕心裂肝的痛啊，世界上最最疼爱我的宝桐走了！你怎么不见了呢？怎么会突然消失了呢？！

　　泪眼模糊中，我看到了宝桐超负荷重载的一生：悲惨的童年，屈辱的少年，在陆军、在空军的奋勇作战，看到你和我的相知相爱、悲欢离合……

　　（一）

　　你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赤贫家庭，父母早亡，六七岁起便须超负荷地独立谋生。你给地主放猪放牛，你进日本工厂当童工，受尽当亡国奴的屈辱。

　　1945年日本投降，你从奴隶变成主人，立即参加抚顺工人纵队，配合苏军和日本关东军打了一仗。以后参加辽东军分区、辽宁军区、东北军区，作战勇敢，被选进东北军政大学学习。你参加了辽沈战役和解放抚顺等战斗，竭尽全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49年，由于你在陆军表现出色，你被调到刚成立的航校学习，成为新中国第一代飞行员。航校学员大多是中学生，也有大学生。你只上过一年小学，一年军政大学。你刻苦学习，在全班第一个放单飞。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你随部队奔赴前线。美国空军号称世界上最强空军，飞行员大都飞过2000小时左右，而志愿空军只飞过六七十小时，敌我形势悬殊。你面对强敌，沉着冷静，机智勇敢，骁勇善战，先后击落（7架）击伤（2架）敌机9架，创空军击落敌机最高纪录，荣立两次特等功，被授予空军一级战斗英雄。你直接指挥的中队击落击伤敌机17架，获“英雄中队”称号。

　　泪眼模糊中，我看到一列从天津开往北京的火车。你和张积慧、刘玉堤、迟浩田等志愿军归国代表到北京参加解放军25周年纪念。当时我是人民日报社抗美援朝组记者，赶到天津，上了火车，便于采访独家新闻。

　　我和你们同坐一个车厢。刘玉堤老练善谈，张积慧中学生出身，谈论有点咬文嚼字。你最腼腆，讲得最少，热情中透出憨厚、严肃。到达北京，欢迎的人群包围你们，把你们抬了起来，学生们一路追你们到西单旅社。我幸亏提前采访，结合欢迎现场，赶写了“人民热爱志愿军空军英雄”。

　　组织决定你们留下作报告，你没准备，打电话让我帮你写篇报告稿。我赶到旅社，和你谈了六七个小时，一个通宵赶写了6000多字文章。你有点惊奇，笑着说：“想不到你出手这么快，不简单”，大约欣赏我的干劲和工作效率。

　　我们谈到生死观。我问你，每次空战你都面临生死考验，怎么想的呢？你坦然回答：童年、少年生活悲惨，如一棵被践踏的小草，随时可能死去，死得无声无息，死得毫无价值。参军后，懂得阶级、民族、国家的价值，为它们战斗、牺牲，非常值得。你说，作战多了，每次想的首先是如何消灭敌人，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你的话震撼了我。我们彼此交心，相互吸引。我从小崇尚妇女独立，事业心强。一个周末，天安门前的金水桥畔，我向你提出“约法三章”：坚持记者工作；不当随军家属；采访对象多半是男同志，希望你不要有大男子主义，充分理解、信任和支持我的工作。你爽快答应。

　　（二）

　　1953年8月5日，我们在空军招待所结婚。不到一个月，你和张积慧、王华清等6名空军军官去莫斯科飞行指挥学院学习。你没学过中学的代数、几何、三角和大代数，也没学过俄文，却要用俄文直接学微积分、高等物理、空气动力学、《联共党史》、《世界地理》、飞行指挥理论等正规大学课程，困难可想而知。你又顽强拼搏，结果成绩最好，受到刘亚楼司令的表扬。

　　过重的学习负担终于把你压垮，你不得不回国治疗。著名胸外科专家吴英恺给你动手术，割去肺部鸡蛋般大充满结核菌的肺瘤。他高明的手术和你坚强的事业心，让你手术后重返蓝天，在保定、涿县某航校工作，一两星期回家一次。

　　我经常出差。我们一年相聚的时间只有几十天。你对我说，虽已结婚，仍过单身汉生活，吃饭在食堂，衣服自己洗。好容易回家，碰上我出差，还得“独守空房”。你这样体贴、支持我的工作实在难得。宝桐，宝桐，如果说，我能坚持几十年记者工作，小有成就，实在归功于你牺牲家庭生活、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怎不感激你呀！1966年，我们已有3个孩子。虽然家庭生活聚少离多，但“小别胜新婚”，依然充满温馨、甜蜜和幸福。

　　“文革”灾难席卷全国，人民日报社一夜之间被“夺权”。我在“红卫兵”监督下工作。你所在的航校也闹起来了。你很少回家。回家时我俩忧心忡忡，关起房门谈论国事和时局。

　　出于党报记者职责，1967年，我写了3个直送中央的“内部情况”，得罪了江青、吴法宪。1968年5月，“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下手令将我关在北京卫戍区“监护审查”，一关5年，不许探望，无人过问。我在单身牢房以泪洗面，苦苦思念你和孩子，背熟了语录、毛选，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你也受到审查。吴法宪下令，你立即离婚，还让组织给你找个“造反派”对象。他们果真给你介绍了十几个对象包括“造反派”，你一一拒绝，顶了3年半。组织说你“不结婚就是等着王金凤”，说我也许死了。你担心再顶下去，自己被抓，3个孩子势必流落街头，后果不堪设想。不得已，你在1971年12月经组织介绍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1973年6月，在周总理关怀下，我出狱回到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你向空军请假到北京看我。一夜长谈，我完全谅解了你。两人同心协力，在十几个机关奔走，尝尽人间酸辛苦辣。你40岁出头，已两鬓见白。我的体重一年下降60斤，骨瘦如柴。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当年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决你和那位技术员离婚。同一天，北京法院撤销错判，恢复我们夫妻关系。历经8年离散痛苦，全家终于团聚。对那位女同志我们尽量从经济上补偿，又在北京为她找到一位伴侣，重新建立家庭。

　　1978年你调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工作，我们才结束长达25年的分居，生活在一起。那年，我俩已达“知天命之年”，50岁了。

　　1983年，你55岁时，被迫离休。

　　人民没有忘记你。从1988—2002年，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夕阳红”、“半边天”和阳光卫视、凤凰卫视先后拍摄，放映了你我的专题片。“东方之子”专题片题目就是“永远的英雄”。《开国英雄》、《改革开放20年》等文献纪录片中也有你的镜头。这几年，你还收到全国各地中、小学生，少先队员几百封来信。他们热情地表示，“要向赵爷爷学习，长大了建立功勋，报效祖国”。有的还起名“续航”。这些信让你感到欣慰。你毕生从事飞行事业，关心、热爱中国的航空事业。去年，第一位宇航员杨利伟直飞太空，使你激动不已。

　　（三）

　　你走后，许多同志到我家吊唁、慰问。1952年和你一同参加志愿军归国代表团、80年代曾到我家探望的迟浩田同志，以个人身份送来他亲笔写的悼词：“英雄赵宝桐永远活在我们心中”。1947年在清华大学和我接上地下党组织关系、这些年常有来往的彭珮云同志到我家长谈3小时，尽力劝慰我。人民日报社社长王晨、总编辑张研农和空军、北空领导同志也到我家吊唁、慰问。许多交大、清华老同学、人民日报社老同志以及老读者都打电话或写信慰问。我领受、感激这一份份同情和友情，但仍沉溺于悲痛中难以自拔。

　　尊敬的前辈、清华学长杨绛先生1月12日来信开导我：“忧能伤身，去的人是去了，留下的人还得活着。为了你的孩子，为了种种未了之事，你得保护自己，不让悲痛‘专你的政’。某些西方智者说：悲痛是奢侈品。如果一个女人失去了丈夫而家境贫困，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需要她抚养。她一天到晚忙都忙不过来，哪有闲工夫悲痛呢？其实，她是在忙碌中躲避了悲痛。”她劝导我：“你多才多能，可以找些你必需做的事或难办的事，或任何有价值的事，一纳头地忙去，你也可躲避一下，不让悲痛占领你。我也尝试过，有点用。”她还过誉地说：“你还有许多佩服你、珍爱你的人呢，我也是其中之一。希望你善自珍摄。”

　　杨绛先生的信深深打动了我，使我瞿然憬觉。我要从悲痛中站起来，不让悲痛“专了我的政”。

　　抬起头来，放眼望去，你正在驾机远航，不，乘飞船直升太空，往宇宙深处飞去。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