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鹏

　　去年9月以来，按照高检的统一部署，福建省检察机关结合全省实际情况，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几个月来，福建省各级试点的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实践、制定配套工作规则和相应文书，初步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程序。据不完全统计，厦门市院、泉州市院等17个试点院已对21件自侦案件启动了人民监督员案件监督程序，其中不服检察机关决定的1件1人、拟作不起诉决定的17件24人、拟作撤案决定的3件4人，取得了良好的法律和社会效果。

　　一种外部刚性监督制度

　　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是其履行法律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长期以来，作为法律的监督者，检察机关在直接受理侦查案件时，却一直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制约。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曾喜祥介绍：按照我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受人大代表监督。但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主要是通过人事任免、听取审议工作报告来进行的，对个案的审查却一直是个“盲区”。而从现实来看，正是由于这种“盲区”的存在，检察机关办理直接侦查的案件时，容易在环节上出现问题。所以，此次高检从查办职务犯罪工作的实际出发，决定将最容易发生问题的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的、撤销案件的、不起诉的三类案件置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之下，其重大意义不言而喻。人民监督员是一种真正的外部刚性监督制度。

　　也正因如此，为起到真正的监督作用，福建省在聘任人民监督员时，着重突出其代表性、广泛性和民主性，尽可能让一批有监督意识、监督能力强、法律功底强的人士加入到人民监督员队伍中来。据统计，在已聘任的720名人民监督员中，有各级人大代表195名，占27．08％；政协委员114名，占15．83％；另具有法律大专以上学历的共255人，占35．42％。

　　刚性的监督机制，确保了监督阳光的直达。福建省人民监督员、省人大法工委副主任游劝荣在分析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有效性时，认为这项制度有别于过去那些流于形式的外部监督，其关键在于它实际上已经进入检察权行使的内在程序，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体外循环”，由于有了3项要害环节的切入，即便是检察官主观上想拒绝监督、抵制监督，也是不可能的。

　　压力促进办案水平提高

　　“自从实行了人民监督员制度后，我们现在办案时感受到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泉州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李明蓉告诉记者。“以前都是我们监督别人，现在有了人民监督员制度，这种来自外界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认认真真搞好每一件案件，提高办案质量。”

　　根据程序规定，一旦出现犯罪嫌疑人不服逮捕决定、检察机关决定撤销案件、不起诉这三类情况时，承办案件的检察部门必须要及时将书面意见和相关材料移送到人民监督员办公室，由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根据案件性质、情节轻重和复杂程度，确定3名以上、总人数为单数的人民监督员参加监督；在接受监督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必须全面、客观地介绍案情，毫无保留地出示主要证据，详细说明与案件相关的法律适用情况；人民监督员有权向检察官提出问题，必要时还可听取检察官询问犯罪嫌疑人、证人及本案律师的意见。

　　去年10月31日，泉州市下辖的南安市检察院收到该院审查起诉科提请的拟对涉嫌刑讯逼供的犯罪嫌疑人黄某作不起诉决定的监督案。这是泉州市启动的第一例监督个案。泉州市院领导迅速要求市院人民监督员办公室掌握此案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制定了人民监督员所需的7种法律文书手续。11月初，南安市检察院召开人民监督员监督会议。通过无记名投票，（4票同意、1票弃权）同意了起诉部门的不起诉意见。

　　为了帮助检察干警提高法学理论水平，泉州市院还在此后召开的全市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机制专题研讨会上，请了人民监督员、华侨大学法学院教师陈慰星，就每个案例逐个进行点评讲解。不仅如此，人民监督员、泉州市团委副书记徐春晖还根据市检察院的建议，正在着手一同研究《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意义》的课题，准备从理论上完善人民监督员机制与检察权运行之间的进一步磨合与协调。

　　人民监督员制度已初见成效，这一制度的价值正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露。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6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