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周玮

　　有人说，只有“傻子”才去编词典。可是，信息化社会对语言文字规范化的要求愈来愈高，把国家制定的有关语言文字的规范标准，融入老百姓日常的语文生活，辞书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怀着这样的信念，百位专家花费11年心血编竣《现代汉语规范词典》。

　　白手起家

　　词典刚刚上马时遇到不少挫折。1992年盛夏，编写组召开论证会，培训编写人员，收集词条，注释词义，忙碌一年多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第一稿出来了。但大家在兴奋之余很快发现太粗糙，只能推翻重来。于是总结经验重振旗鼓，调整队伍，改变方式。业余搞不行，就主要依靠离退休的老同志；分散搞不行，就把大家召集到一起。1995年，编写组在北京、天津、石家庄分别设立了编写点，后来全部集中到北京，几经搬迁之后来到了国家语委大院内的一幢小楼。人最多时，有三十几位住在这里，两人或三人一间，既是卧室又是工作室。

　　编写组草创时，床是四个凳子上放块木板搭起来的，床脚不稳就垫块砖；后来有了些写字台、沙发，也是从别的单位淘汰的办公用品中“捡”回来的。说到起步时的艰难，李行健的语气很平淡：开始时由于手里的经费很少，只能管大家的一日三餐，很多老专家是带着退休金来到编写组的。他们一不用国家编制，二不靠国家拨款，在自力更生基础上白手起家，确实是新时期开发知识产品的一大创举。

　　咬文嚼字

　　编写组成员的生活一如房间里的陈设般简单：一副床板、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柜。除了工作便是休息，心无旁骛的他们像爱护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护着自己要辨析解释的每一个字词，每天吃饭、睡觉、散步，都在思考自己手头的工作。有的老专家甚至半夜惊醒，说自己梦中为某个词语的释义跟人争论不休，真到了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境界。“咬文嚼字”，成了每个人乐此不疲的习惯。

　　“学问往往在默默的坚持中趋于弘博精深，能力往往在人格的修炼中臻于完美成熟。”老专家们这样总结他们11年的得失。

　　曹先擢先生编写一个“打”字的释义，整整花了3个月的时间；为“授权”和“受权”这两个词的辨析，专家们从语料库中分别查了300多个句子……编写词典是一项百科全书式的工作，需要庞大的知识积累，不仅要对语言文字本身有深邃的研究，对民俗学、地理学、天文学，乃至相关的现当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储备、要求更是永无止境。请教业内专家、查找各种资料，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最后都要经过自己的理解与体会才能行诸文字。

　　甘于寂寞

　　许嘉璐先生形容这部词典的编者坐了十年“冷板凳”。但编写组的钮葆先生说，甘于寂寞的人，未必真的寂寞。经年累月的艰苦劳作中，他们也找到了与自己心性契合的营养，一个个汉字、词汇以及字词所蕴涵的文化含义，皆被他们当成自己的“珍宝”深藏在心底。这就是这件工作本身带给他们的最丰厚的奖赏。

　　“弄明白一件事情背后的道理，比当一回波斯王都快乐”，这句阿拉伯的谚语道出了他们从这项工作中得到的难以与外人道的乐趣。应雨田先生是湖南常德师院的老教师，1998年3月，接到编写组的电话，这位研究方言词汇的专家便直奔北京。“编写组不拘一格、用人所长。我是偏僻学校的无名小卒，来到这里几个月后就担任了副主编。”右眼几乎失明的他，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一二点，逢节假日有时整个楼道只有他一人。

　　专家们的生活如京剧般韵味十足。走廊中忽而传来清澈的京腔，“快马加鞭一夜还”，“同志们，满怀深情将你们盼，盼望着胜利归来的侦察员”。这两句京剧唱词唱出了编写组的两个“典故”。外地同志每年有寒暑假共两个月，北京的同志则每周末休息两天。可由于放不下工作，北京的同志往往周末只在家里呆一夜，换洗了衣服，第二天一早就回来了。于是大家以《四郎探母》中的“快马加鞭一夜还”来戏称。每逢寒暑假，人回家心仍牵挂，他们留心捕捉一切与词典有关的细节。例如有一位广东的同志探亲回家，听说附近产“橘红”，经了解原来是一种植物，而不单是指果皮或颜色。当他带着这一词条的新释义“胜利归来”时，大家戏谑地称他为“侦察员”。

　　无愧此生

　　灵气与才情深刻内敛而成的辞书，经由读者的认同才能植入社会生活，进而引导语言文字的规范。有语言文字工作者将《现代汉语规范字典》称为“绿皮书”，随身携带以解疑释惑。

　　11年过去了，吕叔湘、李荣、张清常等几位先生先后作古，刘钧杰、曹聪孙、赵丕杰等几位专家也病痛缠身。这部词典的副主编季恒铨先生谈到此处十分激动：“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真正能干成一件半件对国家有益的事，无愧此生。”

　　由季先生盈眶的泪水我们相信，他们在做这件事时，始终怀着伟大的冲动。因他们从事的是一项纪念碑式的工作。碑体上虽不能够镌刻上他们以及支持这项事业的所有人的名字，但是由他们的心血凝成的事业将前承古人，后启来者，成为祖国语言文字长河里的中流柱石。

　　（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16日 第十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