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冰

　　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我们已经注意到我国现代城市文明同传统落后的农村形成了二元经济的强烈反差，而且在长期的二元政策下，我国的城市与农村在二元推进过程中越来越扭曲，用最能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人均收入来测量，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已经由“九五”初期的2.4：1扩大到2002年的3.1：1。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现实证明，贫困的农村和现代化的城市的失衡、跛足的社会经济基础，难以长久、坚实地支撑起中国的现代化大厦，不可能进入全面小康。

　　发展经济学家为走出二元经济开出的“药方”有两个，一是工业带动农业发展型；即随着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吸收了农村的大量农业劳动力，城市化得以实现；二是农业内部发展型。即通过农业内部的结构优化、农民收入提高，农业高新科技的采用等使农村社会变迁为“准城市”。现实表明，单走这两条路的任何一条都有相当的困难：

　　首先，工业化带动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过程并未出现。而且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对劳动力产生了更高程度的排斥，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难度。城市“下岗”和失业问题的存在，也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难度；其次，农业、农村内部的发展也没有使“三农”问题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反而在结构的调整中交织着农产品价格低廉、农民收入回升乏力，乡、镇机构和财政制度改革艰难等等问题；再次，农村人口的大量增加、农业发展、土地的超负荷运行，增加了资源的承受压力，带来农村生态环境恶化、农业是否能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使“三农”问题的解决日趋复杂化；最后，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社会对我国农产品的接受程度低，我国的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有待提升。国际上质优价廉的农产品加紧“抢滩登陆”，加剧了我国农业结构调整和提高农民收入的难度。

　　面对新形势，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开创性地提出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战略，并在最近出台了相应的具体政策措施，这是我党深刻总结建国以来处理城乡关系问题的经验教训所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个决策跳出了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随着这一战略的逐步实施，我国将加快工农业、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扭曲将会得到矫正，一个全面小康的中国社会将会逐渐展现在世人面前。（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