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彭云同窗六载

　　前些年，当“红岩”热又一次席卷而来时，已“知天命”的我又一次瞻仰了“红岩史迹纪念展”。不过不是在少年时经常去的重庆烈士墓，而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历史博物馆。在众多珍贵文物中，我寻觅到那份从未在记忆里消失过的江姐的遗书。我伫立在它的面前，视线仿佛凝固在存放这份遗书的玻璃匣子里边。

　　这是江姐在1949年8月27日从监狱里写给她的亲戚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两个月后江姐就壮烈牺牲，而那时五星红旗已经在大半个中国高高飘扬。江姐的遗体被敌人投进了镪水池，致使她尸骨无存。这封信就成了江姐留给亲人的绝笔。

　　从1949至今，时光走过了半个世纪；从重庆渣滓洞、白公馆到北京天安门，共和国已几经天翻地覆。然而无论遭逢什么艰难险阻、曲折坎坷，我的耳畔总是回荡着江姐在绝境中从不绝望的声音：“……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

　　早在我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重庆日报就曾以整版篇幅，详尽报道了江竹筠烈士的感人事迹。记得我的班主任老师竟然不惜捐出一节她一向很看重的算术课，为我们朗诵完这篇长文。讲台上下，师生哭成一片。

　　与此同时，重庆话剧院也排演了话剧《江姐》。首场演出，观众席里便泣不成声。其中哭得最伤心的是一个戴红领巾的小男孩，他的名字叫彭云，即江姐在信里提到的“云儿”。那天晚上，他的养母——谭竹安先生的姐姐谭正伦妈妈才第一次告诉他，台上那位英勇不屈的江姐便是他的亲生母亲。我相信自那以后，不仅是彭云，还有我，还有数以亿万计的世界上正直而善良的人们，都记住了这位巾帼英雄的名字。

　　1959年秋天，我幸运地考进了重庆市一所重点中学。报到那天，我从我们班的花名册上，惊讶地发现了彭云的名字。从此我们不仅同窗共读了六个寒暑，还成为并肩工作的同事：初中时他任团支书，我任中队长；高中时我任班长，他仍然任团支书。那时我们全班都住校，同学之间朝夕相处，亲密无间。

　　中学时代的彭云从外表上看，除了脑袋特别大——因为这个原因，小时候江姐的战友们都戏称他为“小老虎”——和戴着一副“缺腿”的眼镜(掉了一根眼镜腿，他一直用棉线代替套在耳朵上)以外，没有任何特殊之处。然而我们这个班却因为有了他而与众不同。不仅学校对我们备加关爱，为我们选派优秀教师，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条件，而且市里对我们也另眼相看，有什么重要活动常会邀请我们参加。只要彭云在公众场合亮相，必然会造成轰动效应。

　　有一次，我们在曾囚禁革命志士的监狱渣滓洞——那是我们每年至少要去两次的地方，一次是清明节，一次是烈士遇难日——举行纪念活动。一不小心“暴露”了彭云的身份，“牢房”楼上楼下顿时挤得水泄不通。为了安全起见，我们班一位男同学赶紧换上彭云的衣服，戴上他的眼镜，和他调了个“包”。另外几个比他高大的男同学则架着他往外“突围”，好不容易才“越狱”成功，摆脱“追兵”。

　　我看到了江姐遗书

　　我们班最出名也是最繁忙的时候，要数小说《红岩》出版发行之际。在那以前我们有幸先睹为快，不过小说原先的名字叫《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时才改为《红岩》。从此《红岩》不仅风行全国，而且漂洋过海。小说又一次将“江姐热”推至高潮。来自全国乃至其他国家的信件雪片般飞来，平均每天都有好几十封，多的时候有一两百封。这些信件洋溢着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也充满着对烈士后代的深切关怀。彭云总是与我们一道分享这一份份浓情厚意。我们的心被温暖，被融化，有时难免因激动而有些忘乎所以。然而彭云却从不声张，从不骄傲，始终如一地保持着低调。我曾经纳闷，小小年纪的他为何能够如此冷静。直到有一天，他请我们去他家，给我们看了江姐的遗书后，我才真正明白。

　　那是我第一次读到江姐这封信。信是用竹签子蘸着用烧焦的棉花和水调制成的“墨水”，写在一张巴掌大的毛边纸上的。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纸有些发黄，字也有些褪色，但是江姐那苍劲有力的笔锋，那对时局入木三分的分析，那对理想和信仰毫不动摇的忠诚，那对儿子和亲人难以割舍的深情，都融入其中，让人铭心刻骨。更何况，那时的江姐正身陷铁牢，饱受酷刑，而且生死未卜！我还是第一次这么直接、这么贴近地读到一封烈士的家书。我为这封信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和透射出的理想之光所深深震撼，同时也明白了彭云的谦虚和自律来自何处。从此，我们教室的墙上挂上了江姐语录：“孩子们决不可娇养，粗服淡饭足矣。”“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

　　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在挨饿。虽然政府和学校对我们班有特殊照顾，让我们自报口粮标准，但我们全班同学都一致选择了最低等级，彭云也不例外。因为身体消瘦，他的头显得更大了，可深度近视眼镜后面那双酷似江姐的眼睛却仍然炯炯有神。“粗服淡饭”虽然亏欠了我们的身体，但是江姐的形象鼓舞着我们，这点困难算不了什么。大凡学校里有什么学习竞赛，彭云一定名列前茅；有什么评比项目，我们班也一定榜上有名。就连出墙报，也是每回都得第一。

　　“文革”中的考验

　　彭云的父亲，即江姐的丈夫彭咏梧，也是一个响彻巴山蜀水的英雄名字。在一次集会后的突围中，他为了掩护群众，只身一人将敌人引到相反方向，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惨无人道的敌人当场将他的头砍下来，悬挂在城门上示众，而江姐那时正满怀激情赶来与他并肩战斗。在事后写给谭竹安先生的一封信里，江姐倾诉了这个消息给她带来的那种“叫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的痛苦。但紧接着，她又写道：“……你别为我太难过。我知道，我该怎么样子活着。”“……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所以他是活着的，而且永远的在我的心里。”被彭咏梧救出的老百姓怀着极度的悲痛，冒着生命危险，分两处掩埋了他的头颅和身体。一九六一年我们读初二的时候，当地政府特地邀请彭云前去，隆重举行了彭咏梧烈士的遗体合葬仪式。

　　不料到“文化大革命”时，“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竟然诬蔑彭咏梧、江竹筠所领导的川东地下党和游击队都是“叛徒”、“黑帮”，并且关闭了纪念场馆，毁掉了珍贵文物，企图抹掉这段历史。那时我正在四川最贫困地区之一的大巴山插队落户，无论是肉体之苦还是精神之苦，都令我和知青同伴们濒临绝境。支撑着我们勇敢地活下来，为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和信念奋斗到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江姐、彭咏梧们的光辉形象与我们同在。无论在任何政治高压下，我从不相信用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乡亲的彭咏梧，以及明知新中国已经诞生、却慷慨就义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江竹筠，会是什么叛徒！

　　同样，在高中三年级即“文革”前一年，社会上“左风”盛起，我们班被树为市里“贯彻阶级路线”典型的时候，彭云也从不相信我们这些非“红五类”子弟会是什么“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有一次他对我说，那些无中生有制造人间悲剧的人，“将来会变成修正主义”。现在想起来，他的话难免有些幼稚，但却让我得到了安慰，看到了希望。后来我在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之时，勇敢地选择了“上山下乡”的道路；十三年后，我又托“改革开放”的福考上了大学。彭云当年则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高中毕业以后，我们天各一方，至今已三十多年，但我们从未中断过联系。虽然历经磨难，我们却始终保持着中学时代那份纯真的友谊。也许是因为无论身在何处，我们走的仍然是同一条路：一条先辈们用热血和生命铺成的路，一条通往全人类美好明天的路。

　　摘自《水咬人》，卢晓蓉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1月版。

　　来源：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