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1968年的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葛红兵，出版过长篇小说集《我的Ｎ种生活》和学术专著《“五四”文学审美精神与现代中国文学》。去年底，他的小说新作《沙床》的出版，引起了广泛争议。日前，本报记者通过电子邮件就《沙床》之争，采访了正在国外作访问学者的葛红兵先生。

　　“身体写作”是当代写作中的一个特殊方向

　　《青年参考》：去年底，你的小说《沙床》出版，可能连你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小说的出版会引起评论界和文化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有人说你的书“没有立场”、“没有信仰”，而更多的人还把矛头指向了这本书中有关“性”和“情爱”的内容，认为《沙床》的写作迎合了时下“用身体写作”的潮流。对于这些评价，回过头来你怎么看？

　　葛红兵（以下简称葛）：现在要说“回头看”《沙床》本身，还为时过早。人类花了50年才看清了凡高绘画的价值，中国人理解张爱玲小说也差不多用了半个世纪。

　　我不明白，《沙床》才出版两个月啊，为什么那些批评者，不能稍稍宽容一些？让《沙床》在时间中历练一下呢？这种集体大批判式的搞法真的是出于对文学的爱吗？能让人信服吗？

　　老实说，《沙床》遭到这样的对待我没料到。我很绝望，否定的声音太响了，震耳欲聋。后来索性不听、不看、也不接受记者采访。但是又有人说，“就在国内对葛红兵的炒作基本停止的时候，远在新加坡的葛红兵也正式销声匿迹”。对这些说法要能理解，恐怕不容易，也要花上50年。

　　《青年参考》：你对“身体写作”这个概念怎么看？

　　葛：“身体写作”这个概念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用来评价棉棉的，我觉得棉棉身上有一种出于本能的反抗性力量，一种和这个时代的主流不合的东西，一种特殊的官能性的东西，怎么界定？我创造了一个概念：“身体写作”。

　　有人说这个概念不是我的发明，据说国外有个西苏早就提出过了，但是，我没有看过那个人的东西。我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对“身体”、“身体写作”的一系列解释，也应该和那个西苏没有任何雷同之处，因为我关心的是本土写作的新生问题，关心的是如何解释当下的文学现象，不关心海外的时髦。这个概念怎么来的呢？当时我受我的朋友王晓华的影响，正研究“身体哲学”，加上自己的工作是文学评论，所以就把他们联系起来了吧。

　　对“身体写作”的反抗性，我是完全肯定的——它也构成了我和这个时代主流批评话语的多年不合。当然，近年，我对此也有反思，不再笼统地谈新生代作家，对新生代作家的分化有了警惕。

　　我认为“身体写作”仅仅是当代写作中的一个很特殊的方向而已，甚至都没有得到主流文学界的认同，根本不可能成为主流。当然，我试图亲近身体，因为在我看来，“存在”就是“身体”，“存在的本原”就在身体之中，但是，我没有那么感性，我脑子里的那些哲学教条和思想信念时时会跑出来干扰我。我不能纯粹靠“感性”写作。

　　小说造成的伤害性是我此前没有料到的

　　《青年参考》：普通读者对你的书反应如何？

　　葛：我想好的写作者可以造就读者，带来新的审美标准。我同样没有料到的是在那些人的误解与批评声中，会有那么多读者支持这部小说。短短两个月，《沙床》售出10万余册，上千名读者给我来信或网上留言，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也感谢陈村、黄曼君等老师和朋友，他们给了我很多中肯的意见，在我气馁的时候鼓励了我。

　　《青年参考》：《沙床》在出版之后除了你个人遭到一些批评，还对你或你周边的生活产生了什么影响？

　　葛：《沙床》即将出第二版，第二版对小说的部分细节以及结尾进行了改写，增加了一个章节。《沙床》第一版由于主人公诸葛等人取名不慎，又在该书的介绍中使用了“自叙传”这一专业术语，使部分读者产生了“《沙床》是作者自传”的错觉，甚至将小说中的一个人物联想到我的一位朋友身上，第二版在尽量保持与第一版统一性的前提下，修改了部分人物的名字。在此，我要说明的是，《沙床》是一部纯粹的虚构小说，“自叙传”也只是一种艺术拟真的手法，《沙床》和现实没有直接联系。尽管如此，我依然要对小说第一版给我的朋友造成的困惑甚至情感伤害表示诚挚的道歉，并请求他的原谅。

　　小说展示的是我在这个年龄段对爱和死的理解

　　《青年参考》：你说《沙床》是你写过的最喜欢的小说，你觉得最满意的地方是什么，是故事？是语言？是内涵？《沙床》能够带给普通读者什么东西？

　　葛：可能小说和我本人不能给读者最终的结论，它展示的是我在这个年龄段对爱和死的理解——展示本身是我对这部小说最满意的地方，但是，我又对它有不满，它的无奈太多，而且稍嫌悲观。我希望它不要过多地影响读者。

　　一部作品的价值，主要应该表现在“参照”上。读者以这部作品主人公的生活经历和思考参照自己的经历，进而通过思考得出了一些自己的结论，那是最好的。对我自己来说，《沙床》是我现阶段的一个高峰，它体现了我从哲学思考向信仰转变的一段生命过程。从这个角度我非常珍视《沙床》给我带来的写作和生命的提升。

　　《青年参考》：在本书进行宣传推广的时候，曾说“葛红兵是中国最接近卢梭的作家”,还说你的作品是一部《围城》式的知识分子作品。你觉得在写作上你追求怎样的精神气质？你喜欢《围城》吗？

　　葛：关于我的创作风格类似卢梭的说法，最早提出是王干，他很喜欢我的另一本长篇小说《我的N种生活》，觉得我在精神气质上非常像卢梭，他说我身上有一种真诚，野蛮的真诚。有人说我的小说是一部《围城》式的作品，可能是因为我的小说中描写了中国大学以及知识分子吧，从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上来讲，这个小说可能和《围城》有相似之处，但是，《围城》只是批评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没有对人这个存在物，对人的生命存在本身做出否定。而我试图对人的存在本身，对生命本身的卑怯与可怜做出描写。不是人的性格、人格有问题，而是生命本身就是问题，某种罪和苦比“人”来得还要早。

　　《青年参考》：很多作家出版的新书因为取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名字而遭到批判，如《有了快感你就喊》，《拯救乳房》等等，也有人认为《沙床》书名的谐音是“上床”，其中“暗含性意味”，请问你的书名是怎么起的，一念之间，还是有特别的含义？

　　葛：书名有深的含义，来自梭罗的《沃尔登湖》，水流过，我却从水底的沙床看到永恒，是说“我在沙床中看到了永恒”，“沙床”一方面是永恒的，不动的，另一方面，它只是让水流过，本身却是一无所有的虚无，写《沙床》的时候，这个意象一直在我的脑海里，但是，没有想到要用它做标题。后来想了很多标题，都不满意，一提这个，大家都觉得好。觉得这个意象有很好的隐喻意味，又有直观的形象。至于它和“上床”谐音，那是后来的事情，是编辑部的一些朋友开玩笑。当时，没有想到有这个谐音，是编辑部的编辑们互相打趣的玩笑。

　　我不是“美男作家”

　　《青年参考》：你介意别人称呼你“美男作家”或给你贴上“美男作家”的标签吗？

　　葛：虽然听着“不顺耳”，但也不会一听就跳，因为“一听就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不能老是“听风就是雨”，我应该超脱一些，捂上耳朵，好好做自己的事情。

　　《青年参考》：你希望自己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或是文化明星吗？外界的评论对你的创作有影响吗？

　　葛：外界对我的各种评论很多，从1997年“相对主义批评观”的争论开始，1999年我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悼亡论”也是，2003年又来一次。我就一直在这种争论之中，被臧否来臧否去，很厌烦。特别是被一些无聊的人臧否，感觉不好。被有真想法的人批评，被他们的真知灼见征服，心服口服，那是让人痛快的。但是，绝大多数批评是无聊的，那些没想法的人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想什么，只是瞎骂一气。这就是“焦点”？

　　我希望这个社会更宽容。我看一般读者，比那些所谓的道德评论家宽容。我也不会让那些道德评论家们影响我的创作。否则我就写不下去了。我为读者写作，为自己写作，不为道德评论家写作。

　　《青年参考》：在评论界你是一位严肃、新锐的学者，在学校你拥有教授、博士的头衔，你的这些身份使你和“美男作家”、“情色小说”联系起来的时候显得很刺目，在对《沙床》评论的过程中，你觉得人们是不是太多地关注你的身份？写作的身份重要吗？

　　葛：写作的身份不重要，难道教授就不能写爱情了？沈从文也有教衔，在山东做过教授，他还不是照样写野合，写野鸳，这有什么呢？不过，最好不要称我为“美男作家”、也不要称《沙床》为“情色小说”，我不是“美男作家”，长相不够格，这是谁都看得出来的，而《沙床》不是“情色小说”，现在也已经是公论了。

　　对“美女作家”不要急切否定

　　《青年参考》：有人说目前中国的作家多如牛毛，但有新意、有创造力的文学作品却凤毛麟角，美女作家、美男作家也好，都是创造力衰竭、想像力失灵的表现，只是出版社用它作为市场的一剂催春药，你对此怎么看？

　　葛：还是看看这些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作品再说话吧。“美女作家”阵营中，棉棉、魏微、朱文颖等等其实都是不错的，有人说我是“批评”“美女作家”的，“批评”是不错，但是，我是批评家，我的“批评”是“评论”的意思，不是“一味否定”的意思，我从来没有否定过这些人的创作。她们都很年轻啊，把她们的作品和二三十岁时的王安忆、铁凝的作品比较一下，把他们的作品和二三十岁时丁玲的作品比较一下，把她们今天的成熟度和当初丁玲、王安忆在那个年龄段的成熟度比较起来，我们会大吃一惊。我们为这些“美女作家”的文学潜力感到震惊。

　　对“美女作家”我们不要急切地否定，让我们等个10年、20年，等她们水落石出吧，我们会看到结果的。我对她们有很好的期待，我看好她们。事实上，她们中已经诞生非常好的作品，前年魏微的小长篇《一个人的微湖闸》已经非常成熟，无论是叙事还是抒情，那种格局已经非常大气了，我正在编《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文库》，我会选她们的作品进去。

　　《青年参考》：在创作上，你对自己的期待又是什么？

　　葛：对自己，我希望能够从精神上回到我的故乡去，为我的故乡，为我的农民出身写一部“激流三部曲”式的长卷作品。可惜的是我现在要为生活奔波，要尽人子、人夫、人父的职责，不能回乡收集资料，不能回到那种乡土的氛围里去。我还没有回报我的出身，回报我朝思暮想的乡土，这使我感到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