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副主席、研究员徐静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探讨了在今天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人类共同任务和在西部大开发中我们所面临的巨大生态压力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合理开发、保护和利用生态资源,如何走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道路,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成果验收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拟摘发呈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部参阅件《成果要报》。为此,记者(以下简称“记”)就课题研究的有关问题,采访了课题主持人徐静(以下简称“徐”)。

　　记:你最近主持完成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在验收中得到好评,你认为此项研究能够圆满完成的关键在哪里?

　　徐:我认为关键在于从项目的立项到研究,始终围绕一个正确的宗旨。回顾人类开发自然的历史,实际是一部不断寻求新资源、探索现有资源更新利用方式并满足自身需要的历史。在此过程中,人类首先经历了崇拜自然力的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阶段,构筑的是以原始劳动为基础的蒙昧经济大厦,难以充分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的需要。而后,人类又经历了充当自然界主宰的工业文明阶段,构筑的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资源经济大厦,尽管短时间内使人类因拥有了相当的物质文明而欢欣鼓舞,但也使人类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生态代价。时至今日,人类已迈入一个全新的世纪,正在步入生态文明阶段,在充分享受物质文明成果的同时,更全力追求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开始构筑以知识价值为支持系统的生态经济大厦。我国的经济开发,同样没有脱离这样的轨迹。如果说当初的东部大发展受工业文明的惯性带动构筑的仍是资源经济大厦的话,那么其生态代价给予今天西部大开发的启示,无疑应该是以构筑一个辉煌的生态经济大厦为开发前提。而这个前提的支撑,必须是以生态资源的理性保护利用为基础。刚刚完成的“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保护利用”,正是以此为宗旨而展开研究的。

　　记:大凡成功的研究,一定是具有创新的研究。你认为该课题最具创新的亮点在哪里?

　　徐:该课题最具创新的是明确提出了开发思路的几大根本转变:直观上,西部民族地区今天面临的资源过耗、生态破坏,都与那些维持庞大人口群生存和发展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事实上,就是从我国国土资源开发利用和经济发展过程中,也不能找到充足证据来证明物质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资源过耗和生态破坏,关键是在什么样的观念支配下、以怎样的方式去处理经济活动与自然的关系,人们又以什么样的开发思路付诸行动。能否有一个正确的开发思路,是未来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能否持续开发的关键。课题就此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必须进行的以下几大思路转变。

　　从自然资源到生态资源。西部民族地区要实现对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不能视开发的对象为只具有经济价值的传统意义上的生产要素或生产资料,而应视其为兼有经济和生态双重价值的生态资源。人们开发行动所追求的也再不能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资源的单一经济价值,而是现代意义上的生态资源的多重价值即经济和生态价值。

　　从资源开采到资源开发。是着眼于资源的大规模开采,还是着眼于资源的可持续开发?这是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能否持续开发的关键。一是应变资源开采的不问市场为资源开发的市场导向;二是应变资源开采的单极增长源为资源开发的多极增长源,即变资源开采以自然资源作为经济增长唯一支撑源的单极增长模式,为资源开发以自然资源、资金、人力资本、技术、信息、管理以及制度、文化、传统等作为经济增长多维支撑源的多极增长模式;三是应变资源开采的规模为先,为资源开发的精品为先。

　　从资源的传统劳动力密集型开发到与科技相结合的现代劳动力密集型开发。西部民族地区特定的资金、技术、人力等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决定了其劳动力密集型占主体的资源开发产业结构。但这里要发展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绝不等同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相反它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可以而且必须和较高技术甚至高技术相结合。只有与科技相结合的现代劳动力密集型开发,才可能实现资源开发的持续和高效。

　　从“人本主义”到“天人合一”。“人本主义”尽管使西方社会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繁荣了两个多世纪,但其人生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泛化,产生的是“人类中心论”,打造出的是“人定胜天”理念,引导人们一步步地走上了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误区:一是人与自然相分离;二是人类主宰自然;三是价值取决于功利。正是这三大误区使得西方在走上了经济繁荣之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暗淡之路。而今天的西部,不仅与原始积累阶段的西方相比,就是与当初大发展中的中国东部相比,即便不考虑先污染后治理的长远危害,这条道路也因为没有了像当初一样还尚存的生态承受空间而难以通行。因此,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开发,不是应不应该再走先污染后治理之路的问题,而是根本就走不通的问题。从文化的视角看,不是怎么样去修补非理性开发捅出的生态漏洞,而是应去挖掘一种将人类与自然界融合在一起的文化底蕴,以支撑起人们确立一种新的生态观念和开发理念,进而创造出一种新的开发模式。“天人合一”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和人所应持有的基本态度的最根本理念,应是这一文化底蕴的基点。

　　从资源优势战略到区域优势战略。长期来,西部竞争优势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这种单一增长要素远不足以支撑整个大开发恢宏的战略。只有在由资源、技术、资本、文化、人力、市场、管理、制度等等若干因素所决定的区域竞争优势的不断增强中,西部大开发既发展经济、又保护生态的目标才能实现。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大量经验教训也充分表明:地区发展的快慢,绝不主要取决于资源的多寡,而主要取决于能够利用本地和他地资源的技术优势。确定以技术优势为长期的发展依托,在此基础上再强调资源优势和其它若干优势要素,才是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开发战略最理智的选择。因为只有这样的区域优势战略,才可能实现对生态资源持续而高效的开发。

　　记:有了开发思路的转变,是否就一定能够实现可持续开发?

　　徐:开发思路的转变是实现可持续开发的基本前提。在此前提下,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一是推行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战略,包括生态资源的有偿使用和软硬资源的合理配置战略,“绿色”国内生产总值战略,节约型资源利用战略,资源的外向战略,“绿色”消费战略。二是建立近期生态工程与远期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技术体系。在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决定因素的今天,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必须有相应的技术体系作保障。尤其在近期西部民族地区若干高新技术难关还不能完全突破的情况下,其技术系统的优化和整合更为重要。通过建立近期生态工程与远期高新技术相结合的技术体系来增强技术系统力,是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可行技术保障。三是培育和构建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具有多重效益的产业体系。具体的产业选择应充分体现环境合理性与经济效率性的统一。四是建立完善的生态资源保护利用投入机制。坚持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多渠道、多层次、多方位筹资的原则,把内部集聚与外部引进结合起来,形成以财政资金投入为引导,金融资金投入为支撑,企业、集体和农民投入为主体,外部资金投入为重要来源的多元化投资格局。特别要积极探索用项目找资金、引资金以及企业上市融资的新路子。千方百计争取特色产业开发和生态建设资金。五是健全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法律及道德保障体系。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没有公平的竞争秩序,资源开发势必陷入混乱。因而法律保障体系建设,是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必需。要加强资源可持续利用方面的立法工作,做好相应的配套制度建设,大力提高全社会的公共监督和法制化管理水平。

　　记:中央最近发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强调,要继续做好扶贫开发工作,解决农村贫困人口和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你认为在贫困人口集中的西部民族地区,怎样才能更好地负担起在保护生态资源的同时反击贫困的双重使命?

　　徐:长期来西部无论是经济行动中的生态代价,还是生态资源保护行动中的经济压力,一个根本的症结,就是没有抓住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结合点。国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传统森林资源管理体制下的资源保护措施,或是以保护区形式封山育林,或是以罚款等惩罚措施阻止开垦林地、采伐木材,由于对森林和自然保护区的保护重于对当地居民对森林需求的关注,结果事与愿违:毁林不断增加,保护成本不断增大,保护区范围越来越广,数量也越来越多。随后,印度、尼泊尔、菲律宾等国家开始反省传统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明确了这种利用保护区和惩罚的形式来保护森林的“排斥性政策”之所以收效甚微,是因为在保护资源中忽略了人的现实利益,于是便开始寻求“排斥性政策”之外的其它保护措施,并逐步积累了被称为“参与式自然资源管理”的思路和策略。今天在对西部民族地区生态资源的开发中,我们面临着在保护资源的同时发展经济、在反击贫困的同时恢复生态这样更突出的双重使命,参与式管理的思路和策略,对于正确处理其间可能产生的种种矛盾,无疑有着更大的意义。

　　作者：龙宣萍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