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京娱乐信报》2月18日报道，在北京市两会上有委员认为，文化保护仍然是紧迫任务，需要更加全面更加完整。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万建中昨天递交一份提案，呼吁：“北京有许多古老的民俗文化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必须马上对北京民俗进行一次大普查！”他希望能尽快为北京民俗保护立法。

　　尽快为北京民俗保护立法，不仅仅是因为展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人文奥运的中心内容的需要，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民俗习惯记录着北京的历史，是北京的文化。为民俗保护立法，对我国来说，具有普适意义，不仅仅是对北京如此。据《文摘报》7月24日报道称，面对中国目前没有一个综合性的民俗博物馆的现实，和步履维艰的民俗文物征集工作，国外有学者断言：再过10年，中国人要想看自己的民俗得到日本或者韩国的博物馆去。面对这些话语，当然可能是不无偏激的话语，留给我们的是不轻松的反思。

　　为什么说为民俗立法具有普适性呢？由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中国不少民俗被破坏，早已经有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呼吁。20世纪80年代以来，青睐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开始涌入中国，他们整车整箱抢购优秀的民间艺术品，在中国民间培育和形成了一个贩卖旧货的群体。这些无所不包，小到桌椅板凳、柴米油盐酱醋茶用具，大到生产劳动工具，门神、面具、服饰用品都是他们青睐的东西。日本大阪的民族学博物馆就专设有中国民俗馆，其藏品之丰富甚至超过了中国的任何一个同类博物馆。这难道不让我们汗颜吗？

　　这些情况表明，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上，我们做的工作还远远不够，社会、国家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和物力，来做好这项工作。对于任何民族来说，民俗文化既是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民间文化是确认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的有力手段。如果当优秀的民族文物濒临危机，甚至消失后才深感它的重要，才制定措施加以保护，那只能说明我们的无知，也会使工作变得更难做。

　　随着社会的工业化进程以及所形成的工业文化的冲击，给民俗的正常延续和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有些民俗文物、民间文化更是面临着灭亡的命运。在此情况下，在社会发展与文物抢救的关系上，既要肯定社会发展是进步，也要重视一些民俗文物的抢救工作，使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为民族留下可贵的遗产。

　　对民俗文物的保护要走在时间的前面。立法未尝不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民俗的价值有时不在于它的久远，而在于它所反映的一种社会形态和时代特征。中华文化的枝繁叶茂，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因为它扎根于生生不息的亿万社会成员之中。因此，民俗文物的减弱和消逝进程以及其消逝给一个从未断流过的中华民族文化所带来的莫大损失，应该引起有责任感的中国人的忧虑，并采取可行的方式和方法，对民俗文物进行保护。

　　美国民族学家弗朗兹·博厄斯在《原始艺术》一书中的导言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据我所知，世界上任何民族，不论其生活多么艰难，都不会把全部时间和精力用于食宿上。生活条件丰实的民族，也不会把时间完全用于生产或终日无所事事。即使最贫穷的部落也会生产出自己的工艺品。从中得到美的享受，自然资源丰富的部落则能有充裕的精力用以创造优美的作品。”由此可见，为民俗立法进行保护的迫切性和重要性。(稿源：红网)(作者：朱四倍)(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