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进

　　宁波市将缓征免征农业税决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并公布后的第三天，2月17日《中国青年报》又刊登消息，杭州市政府宣布：自2005年起，免征全市所有农户的农业税，农民的农业生产将实现“零赋税”。

　　这是一项令人欢欣鼓舞的决定。它不仅让400万杭州市农业人口直接受惠，而且传递给全中国9亿农民这样的信号，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此举不仅是税制改革的进步，而且是政治文明的体现，是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理性选择。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个税种，俗称“公粮”。曾几何时，凡是乡镇一级的粮食专管员多是以“皇粮国税”的名义动员农民纳税的。我父亲做过10多年的镇粮食专管员，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把一些家贫交不起税的农民叫到家里说服教育，口口声声说的就是“皇粮国税”这个词。意思是，农民种田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不交税就是抗法。就像我对交不起税的农民的可怜相记忆犹新一样，我对父亲口称“皇粮国税”的严肃样子也难以忘怀。当时，只觉得父亲的做法无可非议，而没有深思农民的税收负担确实太重了。

　　当国家产业结构仍停留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阶段，政府就不能不依赖农业税来维系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一旦产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当第二三产业已跃居为主导经济，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二三产业，第一产业即农业的税收退居次要位置时———譬如近几年中国的发展现实就是这样，有条件的地方先行一步，取消农业税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不知道杭州市一年的农业税收是多少，但从前年国家征收到的300多亿元农业税分析，估计不会多。几亿农业税对于一市一地的财政来说所占比例不大，不收这部分税并不会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多大的影响，但对于年收入仅有几千元的农民来说，一年减去几百上千元税收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可以用这笔钱来改善劳动条件，发展再生产，供子女读书，积几年之功建一座像样点的房子———这就是古仁人志士所祈望的予民休养生息之道。

　　免征农业税不仅是减轻农民负担、解决“三农”问题的出路所在，还是稳定地方治安、保证社会安定的有效途径。强征农业税包括征收附加税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它不仅使干群关系变得紧张，乡镇政府与村民关系日趋恶化，更有甚者，一些乡镇干部假借征收名义行非法盘剥之实，既极大地伤害了农民兄弟的利益，还直接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声誉，危及基层政权建设。随着农业税的可望取消，各类附加税自然都将失去存在的理由，这将会有助于消除因征税问题带来的腐败现象和社会动荡，有利于干群关系的改善和基层政权的巩固。

　　当然，农业税的免除也将给镇乡一级政府带来一定的财政困难，尤其是经济薄弱的镇乡。因此，取消农业税后，对这部分改革成本，应该实行市、县（区）两级政府共同负担。

　　同时，要精简和分流乡镇人员，压缩机构，由市、县（区）对定编的乡镇干部实行财政补贴，弥补因农业税取消以后造成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免征农业税制度的出台，应该是一项事关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利好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