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时胜

　　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于他的时代，他的优点和伟大却属于他自己。德国诗人歌德的这句话颇受世人的推崇，甚至被视为至理名言。

　　据说，这句话用在培根的身上为他辩护是再恰当不过的了。可以说，培根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是善与恶、美与丑的混合物，他也许称得上是西方哲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怪异个案。培根出身名门望族，12岁（有的说是13岁）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当哲学尚沉沦于繁琐无聊的经院哲学里，哲学家们正为一个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之类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之际，小培根便看到了自己未来的使命。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弗兰西斯·培根是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又是把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所以，尽管其哲学有许多地方欠圆满，他仍旧占有永久不倒的地位。”在这本书里，罗素还煞费苦心地为培根的人格辩解。黑格尔则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在盛赞培根的“巨大的才能”的同时，对其卖友负义、为官不洁等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罗素把培根人格上的“缺点”，一股脑儿地推给“他的时代”，而将培根的“优点和伟大”却又完完全全地记在了培根自己（“他自己”）的头上。在我看来，罗素似乎有失公允，世间哪有“坏”的便不认账，“好”的便照单全收的道理。按照罗素的辩解和歌德所声称的那样，那个“他的时代”，简直就成了十足的替罪羊乃至垃圾桶了：一切“坏”的全扔给了它，“好”的呢？对不起，要留着自己享用！可以这样认为，黑格尔比罗素要可信得多，是功是过，是缺点还是优点，逐一指明，不以此饰彼，也不以彼掩此，这才是大思想家的风范。怪不得有的哲学家把《哲学史讲演录》和《西方哲学史》作了比较后称，后者简直就是小儿科。仅就培根一事而论，我就挺推崇黑格尔的书，对罗素的书便多了一层戒心。按罗素的辩解和歌德大师的说法，中国的一些贪官倒是可以心安理得问心无愧了——尽管二者间有不可比的因素在。

　　也许，歌德大师的话是就那些堪称“伟大”者而言的，平凡者不宜套用，像“儿童不宜”那样。那么，如何看待凡人的优缺点呢？我冒昧而又东施效颦地化用歌德大师的话，也斗胆地炮制一条“名言”——

　　一个人的缺点往往来自于他屈服于他的时代的阴暗面，而他的优点则来自于他对阴暗面的超越和对光明面的占有。

　　这似乎是不难理解的。比如说吧，“他的时代”里固然存在腐败等“阴暗面”，但他总不能因此便坦然地去腐败，并把这一切归咎于“他的时代”，甚至像培根那样居然还振振有词地声称“关于我提到的第一种受贿，我的心灵就像任何出生在圣英诺森时代的孩子一样清白”，那便颇有些无耻无赖的嫌疑了！培根最终被送进了伦敦塔中，那当然是活该，是罪有应得！人，永远不能因为自己胃口不好而责备自己的食物。正如，人不能因为自己缺乏抵抗病菌的体质，便将患上流感的责任全部推给所处的环境。

　　“优点”和“缺点”，对于一些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如同山之高与谷之深；对于有些人则是不同的两枚硬币，比如培根，他哲学上的“优点和伟大”与他人格上的“缺点”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因果联系。

　　世间所有事物，都有其长处和不足，有利有弊，这种对立的统一是早被哲学阐明论证了的。对于人而言，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只是不要回避自己的缺点，不要使自己的缺点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不要纵容自己“屈服于时代的阴暗面”，不要将自己的缺点全归咎于那个“他的时代”，更不要像培根那样表现出一脸无辜的样子。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把握好自己。

　　对于人类而言，我们大可不必为自己和别人的缺点去努力辩护，那是徒劳无益且有害的，我们只要有一种敢于超越阴暗面、敢于占有光明面的“绝对理念”就足够了。我们不必为自己身上有缺点而大惊失色，我们倒是要警惕有朝一日我们刻意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完美无瑕、能文能武（那往往是不文不武）的全能的“神”，因为那只能证明我们自己的堕落和无知，而不能说明我们自己真的进化到了无以复加的至善之境。要明白，装“神”者必弄“鬼”；更何况于，“神”在天界，不在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