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报道　扬达尔比耶夫的童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1944年，车臣人因为“在二战期间与德国纳粹勾结”而被悉数赶往中亚，扬达尔比耶夫的家人也在这群背井离乡的车臣人中，他们去了哈萨克斯坦，扬达尔比耶夫也是在那里出生的。1958年，6岁的扬达尔比耶夫与父母一起回到了阔别许久的车臣。

　　车臣各大出版社头号“宠儿”

　　1981年，对于扬达尔比耶夫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他去了莫斯科一家文学研究所学习文学及写作。诗人的气质、优美的文笔以及丰富的“产量”让他逐渐成为车臣各大出版社的头号“宠儿”，渐渐地，他成了车臣著名的民族主义诗人和儿童书籍作家。

　　不过，扬达尔比耶夫并不满足于自己在文学上的成功，他开始利用自己在文学界的名气向政治“靠拢”。1989年，扬达尔比耶夫加入车臣—印古什作家协会，并成为车臣某一政治组织的领导人。1990年5月，扬达尔比耶夫成立了自己的“瓦伊纳赫民主党”———它也是车臣第一个政党，该政党成立之初即以谋求车臣“独立”为“奋斗目标”。

　　躲在暗处写“反书”的副总统

　　走上分离主义道路的扬达尔比耶夫与杜达耶夫站到了一起。1990年10月，扬达尔比耶夫出任“车臣全国代表大会”副主席。1992年，当车臣反对派发动武装政变，试图将当时的车臣“总统”杜达耶夫赶下台时，身为杜达耶夫“铁杆”支持者的扬达尔比耶夫当上了代理副总统。

　　不过，当1994年12月，俄罗斯军队从印古什、北高加索和达吉斯坦兵分3路进军车臣时，扬达尔比耶夫却“抛”下了杜达耶夫，躲进了一个远离战祸的小山村。

　　实际上，在杜达耶夫及其他车臣分裂分子为“独立”而战时，身为“副总统”的扬达尔比耶夫却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写“反书”上———这些书多以车臣“独立”斗争为素材。

　　车臣“最不可知和最坏变数”

　　尽管扬达尔比耶夫并没有为车臣的“独立”作出多少“实质性的贡献”，他还是被指定为杜达耶夫的接班人。当时俄罗斯国内有人把当时的扬达尔比耶夫形容为“车臣最不可知、也是最坏的变数”，他们认为俄罗斯政府可以与马斯哈多夫谈判，甚至可以与车臣分裂分子的军事指挥官巴萨耶夫谈判，但是却可能难与扬达尔比耶夫对话，因为“这个人老是躲在暗处，发出最为极端的声音”。

　　杜达耶夫的死让“老是躲在暗处”的扬达尔比耶夫不得不走入“阳光下”———根据车臣“宪法”，身为副总统的扬达尔比耶夫成了“总统”、“总理”和“武装力量总司令”。

　　1996年10月扬达尔比耶夫与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坐到了谈判桌前。虽然扬达尔比耶夫帮车臣人赢得了短暂的和平，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赢得广大车臣人的心，在1997年1月举行的车臣总统选举中，马斯哈多夫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当上了新一任的车臣“总统”。

　　流亡匪首筹集恐怖资金

　　1999年，扬达尔比耶夫亲手将自己与俄罗斯达成的和平协议撕毁。当年8月，500多名车臣武装分子侵入俄联邦达吉斯坦共和国，占据了两个村子，制造叛乱，扬达尔比耶夫就是指挥叛乱的重要头目之一。两个月之后，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这回扬达尔比耶夫没有再躲进深山里写书，他以车臣“总统”马斯哈多夫特使的身份去了中东，并在中东展开了活跃的外交，他去了巴基斯坦、沙特，还专门前往阿富汗，与塔利班政权领导人会晤，在他的游说之下，后者还承认了车臣的独立，并允许他在喀布尔（阿富汗首都）设大使馆，在坎大哈设领事馆。

　　不过，扬达尔比耶夫的外交“独立”梦并没有做多久。“9·11”事件之后，美国向恐怖主义宣战，阿富汗塔利班政权被一举推翻，而扬达尔比耶夫则成为国际刑警组织缉拿的对象。随着局势日益吃紧，扬达尔比耶夫中断了他的“外交活动”，在卡塔尔住了下来，并利用他在伊斯兰世界建立的“关系网”，为车臣武装分子筹集“恐怖”资金。与此同时，他还积极招募阿拉伯人到车臣，并组建训练营地，帮助哈塔布（车臣著名的叛军头目之一）训练敢死队员。在此期间，俄罗斯政府一直谋求将其引渡回国，但是遭到了卡塔尔政府的拒绝。

　　虽然扬达尔比耶夫一再强调自己与恐怖活动以及“基地”组织毫无关系，但是联合国及美国政府都认为有证据显示，扬达尔比耶夫经常打着车臣分离者的旗号，怂恿手下在车臣境内和俄罗斯大搞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活动。俄罗斯政府怀疑他是2002年10月莫斯科人质事件的幕后组织者之一。

　　他是一个“外强中干”的人

　　现在有西方媒体形容扬达尔比耶夫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他“思想极端，但是他的‘独立’斗争从来都停留在口头、笔端，他从来没有为车臣人做过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事情”———第一次车臣战争时躲进深山，亲手撕毁和平协议，破坏车臣人的宁静生活，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之后又舒舒服服地躲到了国外，这种“外强中干”的人，无论是在车臣，还是在海外，“都得不到别人的尊敬”。（本版文字：颂炎）（来源：广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