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群利之困(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0日11:48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说起姑娘的经历，王群利的继父一脸宁重。

王群利向记者出示参加村上选举的证明。

丈夫靠拉粪平均每月只有300元的收入。　　王群利的家

　　王群利今年44岁，四岁时得的小儿麻痹让她落下了终生残疾。

　　王群利家在灞桥区十里铺街道办事处的蒋家湾村，她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成家、在这里生活，但拥有该村户口的王群利和其他的村民不一样，她没有责任田、没有宅基地，当然也就不会有自己的房子，她和丈夫、女儿租住在其他村民家里，满打满算也不到20平方米，这一住就是25年。前10多年，每月的房租虽然只有50元，但对王群利一家来讲，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后来，房租又长到了100元，王群利夫妇的压力更大了。

　　平日里，王群利身有残疾，没有一分钱的收入。她家的主要收入来自丈夫和女儿。丈夫伊国平每日靠拉粪挣钱，害怕卫生城管部门查处，伊国平每天都是早早出门，天不亮就回来，平时一车粪也就10元左右，遇到耕种旺季要稍好一些，一车粪可卖到15元，遇到淡季或雨水多的时候，粪水根本就没人要，但伊国平还是要去拉回来清理掉。这样下来，除过开支，收入最多时也不过500来元钱。女儿16岁时便因家境艰难而辍学，之后便到灞桥附近的一家国有企业做临时工，从家里到单位，骑车要走四十分钟的路，收入不高，每月只有三四百元。

　　王群利告诉记者，现村址东边的崖半腰，后来出现了山体滑坡，出于安全考虑，村子在1986年时迁到这里。但在迁移村子时，村里没有给王群利划分宅基地，在土地调整时又收走了王群利的地。王群利说，当时她们村人均1.5亩地。

　　王群利的遭遇

　　1986年元月，王群利、伊国平夫妇的宝贝女儿出生了，夫妇俩去给女儿上户口，但村里不给开证明。王群利告诉记者：“村长说我出嫁了，不是这个村里的人，不给开”。孩子上育红班找熟人，才没交借读费，上小学，由于没有户口，只好交借读费，1997年上初中时，还是因为没有户口，学校不给报名，又找人，名是报上了，但借读费却要交。在这期间的几次人口普查，王群利夫妇每次都去找村上给孩子开上户口的证明，但村上就是不开。这样一拖就是13年。到了1999年，在王群利兄弟的“帮助”下，当时的村长给王群利开了证明，孩子的户口总算是给报上了。

　　王群利说，从1994年开始，蒋家湾村的土地开始被征用，但发放征地补偿款时，每次都没有王群利母子的份，这让王群利非常气愤，王群利对记者说：“村上说我出嫁了，就应户随人走，不应享受村民待遇。但我丈夫是上门，这事村里的人都知道，并且我和娃的户口都在村上，就应当享受村民待遇，村上这样做，就是欺负我们一家人”。

　　王群利的继父吴志信对记者讲，当时伊国平来是上门，而不是王群利出嫁。他和王群利的母亲当初考虑到王群利身有残疾，留在自己身边也好有个照应，便决定给王群利找个上门女婿。通过别人介绍王群利先认识了一个陕北小伙子肖某，并于1980年国庆节时结了婚，但婚后王群利和家人发现，肖某患有类风湿病，无法从事体力活，这让吴志信和老伴非常忧愁，这样下去，王群利和肖某的生活都成了问题。没办法，王群利便和肖某离婚了。离婚后，肖某的户口仍留在了蒋家湾村。吴志信说，为了王群利，他们决定给她再找一个上门女婿。到了1983年，还是通过别人的介绍，王群利和伊国平认识了，伊国平是河南许昌人，家里弟兄姐妹8个。伊国平同意到王家做上门女婿。但当俩人准备结婚时，伊国平的家人极力反对，嫌王群利是个残疾人，伊国平没有退缩，还是和王群利结婚了。婚后一直生活在蒋家湾村，刚开始时，还有王群利的1.5亩地来耕种，但自从村里将地收走后，伊国平便开始了拉粪挣钱的日子。在结婚前和结婚后，王群利和家人多次要求村上给伊国平开落户证明，但村里却一直未开。

　　王群利和家人多次找村上领导，但一直都没有结果。王群利拿着村选委会开的自己参加选举的证明，告诉记者：“既然不让我享受村民待遇，为啥村干部选举时还让我投他的票？”

　　张红艳有类似遭遇

　　同样是残疾人的张红艳与王群利有着类似的遭遇。

　　张红艳是未央区张家堡街道办事处盐东村村民，因身体残疾被街道办事处安排到西安润滑设备厂福利分厂工作。1993年10月，27岁的她与一外乡人生活到一起，虽然没有领结婚证，但从法律角度讲，二人已形成事实婚姻关系。一年后，张红艳生下了一个男孩。张红艳说，按当时孩子户口随母的规定，孩子的户口自然落在了母亲所在的盐东村二组。由于张红艳的丈夫是外地农业户口，盐东村村委会依照区政府转发的文件中“农村妇女与对方是农业户口通婚的，原则上须户随人走，婚后原户籍所在村组不再保留其村民待遇”的规定，在随后的土地调整中，没有分给张红艳及其儿子土地。

　　失去土地后的张红艳一家靠丈夫平时打些零工和妻子微薄的工资过活。90年代中后期，位于城乡接合部的盐东村，土地开始被有偿征用。2001年12月至2002年6月经村委员会同意，该村二组的村民每人分三次领到18668元的土地征用补偿款。而一直居住在盐东村，户口也在该村二组的张红艳和儿子却没有分到土地征用补偿款。

　　张红艳认为，自己和儿子一直生活在盐东村二组，且户籍也在此。村组不分给他们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做法不合法，2002年7月，张红艳将盐东村村委会和该村第二村民小组起诉到未央区人民法院，为自己和儿子争取应得的土地征用补偿款。到2003年10月13日，经过区、市两级法院的审理最终判决张红艳和儿子胜诉。

　　但截止到记者发稿时，张红艳胜诉的判决还未得到执行。

　　王、张遭遇并不孤立

　　王群利和张红艳的遭遇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据全国妇联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的数据表明，目前农村妇女获得土地承包权的比例比农村的男性要少7％。这就意味着相当部分的女性得不到土地，而在这些土地被征用后，她们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款，这对她们的生存状态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没有土地的农村妇女，其中有30.1％是由于结婚失去的，有0.9％的女性是由于离婚失去的。

　　结婚生子本是天经地义的事，但相当一部分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却因结婚而恶化，生活陷入艰难的境地。

　　按照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双方婚姻关系确立后，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的家庭成员，男方到女方家落户，他们所生的子女和其他村民的子女有着完全相同的权利。农村在划分责任田、口粮田、批准宅基地以及承包经营项目方面，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

　　类似王群利、王红艳所遭遇的现象之所以会发生，细究其因，仍然是人们的传统思想在作怪，一直以来甚至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妇女没有与男子平等的人格，当然也就不可能与男子平等地去享受各种权利。妇女处于一种依附地位，依附于男性。可怕的是，现在许多人仍存在着这样的观念，认为嫁出去的姑娘是泼出去的水，嫁出去了就不再是这个家的人，更不用说仍是这个村的村民了。

　　立法滞后我市率先出台《意见》

　　像王群利和张红艳一样有着同样遭遇的妇女们，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以及经济能力的限制，她们在寻求维护权利的过程中艰难曲折，也感到力不从心。

　　带着许多疑问，记者采访了一些法律工作者和有关专家。受采访的律师认为，处理此类问题，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可直接参照的法律、法规，只能从《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土地承包法》的规定中间接找到与之相关的零星法律条文，而各地方政府往往会根据本地区的情况制定一些政策。有关部门处理问题时，除参照法律、法规外，也会考虑一些政策因素。因此，地区的不同，问题的处理结果也会不同。即使是当事人获得了对自己有利，并具有强制力的处理结果，可执行起来也非易事。由于影响到其他村民的利益，村民们会极力阻挠，而作为政府或法律的执行机关，一方面要考虑到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一方面要面对农村稳定的大问题，在执行与不执行之间左右为难。

　　在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一位对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案件颇有研究的法官告诉记者，此类问题自2001年就开始在各基层法院的审判实践中显现出来。起初，由于找不到具体的法律参照，是否属于民事案件的范围都不好确定，后经逐级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得到属于民事案件受理范围的回复，法院才开始按民事诉讼程序处理此类案件。但法律的相对滞后使审理案件的法官们找不到可参照的具体规定，法官只能依法行使自由裁量权。由于认识上存在的差异，一部分法官认为，村组作出不分给出嫁姑娘土地征用补偿款的决定是村民自治权利的体现，而另一部分法官认为，村组作出的决定是对出嫁姑娘合法权益的侵犯。

　　针对暴露出的问题，市中院政研室、青年会与市妇联、市国土资源局（原土地局）和部分院校的法律专家一起到我市各县、区进行了调研，并结合现行法律、法规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其中对于户口尚未迁出的已婚农村妇女是否应该享受土地收益这个问题，大家认为，我国已用法律的形式确认了农村妇女和其他村民一样享有同等的土地承包权，而参与土地征用补偿款分配应视为土地承包权的延伸。就讨论的结果总结后，2003年12月，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了《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纠纷案件的意见》，在《意见》中有这样一条：对已婚（或再婚）的女性村民，户口尚未迁入男方所在地且未享受男方所在地村、组收益分配权的，要求户籍所在村、组给予与其他村民同等收益分配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文／图见习记者县鸿樵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