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自费拍名人卖掉了所有家当

　　记者：1990年出国是以什么名义出去的？拍名人有赞助吗？

　　邓伟：当时英国艺术画廊邀请我出去。无论是拍国内还是国外名人，我从未拉过赞助，所有的拍摄我都是自费的。

　　记者：费用来源于哪儿呢？

　　邓伟：早在上世纪80年代，我在电影学院留校教书，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同时我在上大学时就开始给《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中国青年报》、《大众摄影》等报刊投稿，或是文字或是图片，多则挣十块二十块少则五块，用来支付拍摄费用；另外我父母还支持我一点钱。最后当我出《中国文化人影录》的时候，我把自己用的桌椅板凳都卖了。

　　记者：有人怀疑你所付出的价值？为了近距离接触名人，一个大学教授去从事纯体力劳动，是否有些不值？

　　邓伟：以前我从事的职业是电影，而电影人物都是带有假定性的，没能让我真正接触社会。出国后我发现人类生活的美好，虽然我的生活很苦，但最大收获是开始研究各种人，我真正从内心喜欢上摄影是我走出国门甚至是走上打工之路后，《中国文化人影录》尽管完成了，但出去后我才知道名人肖像摄影是摄影的一个分类，是一个学术研究与实践的重要科目，这些内容是我在学校当老师时都不知道的。

　　另外以前也没接触这么多底层人物和故事，他们本身就给我许多勇气。

　　日记———习惯来自《雷锋日记》

　　记者：三本书近七十万字，且都是日记体，你有写日记的习惯？

　　邓伟：从小也写过，一是受我父亲影响，二来与读过《雷锋日记》有关。1978年上电影学院时，利用课余时间为钱钟书、曹禺、茅盾、萧乾、俞平伯等人拍肖像，当时他们讲了许多趣事是镜头记录不了的，我就记下来。

　　但真正写日记是在1990年出国后，到国外发现一切事物都那么新鲜，使我有了连贯记录的欲望。从1990年5月31日飞机起飞那一刻开始，已经有14个年头了，一天也没间断过。不管是遇上天灾还是人祸，包括生病住院，我都没停过，因为有太多感动我的事和人刺激着我，根本就停不下来。

　　记者：为什么要把这14个年头中的8年展示给大家呢？

　　邓伟：1990至1997年实际上是我拍摄的一个段落，是用相机进行的静态拍摄。自1997年后我使用了许多影视的手段为名人拍摄，制作了《邓伟看世界》等节目。

　　早在1999年我刚回国，江西美术出版社出过名为《邓伟日记》的书，发行量超过了12万册。当时从我拍摄的一百多位世界名人中选取了五十多位，文字部分选用了我拍摄这些人时当天的日记。

　　现在这三卷本与当时完全不同，比如卷一全是写我打工的生活日记，甚至原来我想叫那卷为《从教授到打工仔》，我就是想把这个反差写出来。后来为了连贯性，出版社把这个过程统一为三卷本，详细叙述了我的拍摄过程。

　　辟谣———成功不是沾了名人光

　　记者：你怎么评价这本书，书出来后反响怎样？

　　邓伟：这本书其实是我八年拍摄生活大揭秘。

　　许多人都说虽看过一些记录海外打工生活的书，但没见过这么一个完整描写从底层到成功的过程的，我从一个烫衣工到进入皇宫拍照，这种理想的实现过程和反差让他们惊讶。因为尽管打工的苦是我在国内没想到的，但我画面中都是快乐向上的。

　　记者：什么人会喜欢读它们？

　　邓伟：分几类吧，一是在国外工作的白领，与我有类似经历；二是儿女正在海外留学的父母，他们想让子女看了受鼓舞；三是一些工作生活不如意的人，从我的艰辛打工生涯中看到向上的动力。

　　记者：有人说你成名是沾了拍名人的光，你承认吗？

　　邓伟：我不承认是沾名人的光。在出国前我已是北京电影学院讲师，拍过电影《青春祭》，拍电影也可以有很好的出路；我的《中国文化人影录》也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甚至有人找我拍明星挂历，其实无论走哪条路我都能挣到很多钱。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根本不成问题，我没必要靠拍名人赚钱。

　　事实上我也不只是拍名人，只要是能激发起我内心感触的人和事我都拍。在英国有一次我去街上买便宜菜，在街口看到一部老式劳斯莱斯汽车，发动机一览无余，却被擦拭得极干净，车上有一张广告画，是卡扎菲、曼德拉、撒切尔夫人、戈尔巴乔夫的特写，他们与汽车轮子一样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人，我一下来了灵感掏出小相机拍了下来，放到作品集中了。另外我也拍摄了许多反映中国民间文化的照片，比如门框胡同等。

　　记者：拍世界名人时选取人物的标准是什么？

　　邓伟：我首先要拍的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其次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做出过贡献或有影响的人，包括促进世界和平等，再就是一些自然科学领域中里程碑式的人物，如杨振宁、陈省身等。

　　辛酸———做家教得到一脸口水与硬币

　　记者：打工生活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些事？

　　邓伟：我挣钱就是想为拍摄做准备，目标非常直接。我做过很多工作，包括给人家做佣人。我本来在一对银行家负责搞卫生，甚至要烫他们的短裤袜子。他们让两个五六岁的孩子跟我学书法。为增加孩子的兴趣，我教他们画中国脸谱，后来他们就往我脸上画，画完后两小孩看着那些夸张的色彩很兴奋，就往我脸上吐口水，为了生存我都忍住了。

　　最可气的是银行家夫人。尽管他们家地上铺着波斯地毯，可给我发工资时却给我一堆碎便士，我去银行存钱就得像卖报的人一样手拿一大堆零钱。虽然没少给我一分钱，但我感到了她从骨子里的歧视。

　　记者：如果英语好些可能少吃些苦头吧？

　　邓伟：是的，出国最初的两三年是我最累的一段。英国中英文化学会也想帮我介绍工作，但我英语不好没去成。以前朱光潜先生曾说，“等你到了国外英语自然就会了”，可到现在我英文还是不好，购物、看病等简单会话能听懂，摄影专业术语还行，其他包括采访名家都得请翻译。比如我拍基辛格，我请人当翻译，拍完刚出来人家立马就跟我要钱，我得付费呀。

　　还有一次我给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格尔丁拍照，本来请了一位马来西亚人做翻译，可他临时有事没去，我白给他买了一张火车票，花了好几十英镑，他的失约为我造成了很大损失。首先英文不行与人家没办法进行专业交流，其次我打工一两天的钱都挣不出这张火车票。

　　遗憾———邂逅戈尔巴乔夫与霍金，未带相机

　　记者：最遗憾没拍到的人物是谁？

　　邓伟：其中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我通过中间人联系拍照的事，他身边的人给我一箱威士忌，因为海关有规定不能超过两瓶过关，我拒绝了，后来又要钱，张口就是五位数以上的英镑，我就没拍成。

　　巧的是有一天我经过英国唐宁街，一辆小轿车驶过来，我的直觉告诉我，戈尔巴乔夫在里面，车停下来了，我跟他说HELLO，他摇下玻璃冲我招手，那个距离正是0．45米，可遗憾的是我身上没带相机，只好与他擦身而过。

　　另一个是霍金，我通过剑桥的朋友与他联系过，前后更是写过不止八封信。后来工作人员说要拿钱，且要以分钟计，尽管我相信那不是霍金本意，他不是用放大镜看钱币上女王头像的人，但因为渠道不畅通，只得继续等待。

　　一次英国国家美术馆举办展览，我去看，一个奇迹出现了，霍金正坐在推车里由他夫人推着过电动门，我马上用英文叫他的名字，他停下来，我说我想拍他，但我今天没带相机，能否弥补遗憾，由我推他进去，他用手动车上的按板，他夫人理解了他的意思，答应了我的要求。我小心地推着他上坡，我想起了在农村劳动时推粪和在工厂推重物时师傅告诉我的，要抓住了别松手，我甚至想如果失去平衡我就赶紧抱住他。

　　记者：现在您的作品有的已经卖到了上万英镑，也在英国买了房子，有了自己的公司，你怎么看待自己的成功？

　　邓伟：我不能说自己成功，我只是很幸运，自己可以做想做的事。我下一步还是延续现在的生活工作状况，来往于英国与祖国之间，一句话，继续做我喜欢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