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悉，北京有400多家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大约8万至9万名农民工的子女在这些学校就读。条件简陋、环境恶劣是许多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学校从办学之初就生活在夹缝中，时时面对“非法办学”的包袱。（2月17日人民网）

　　作为一种提供教育的存在形式，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大量民工子弟失学的缺口，对城市教育建设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越来越多的民工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庞大的民工子弟数量必然是公立学校无法承载的，而国家也不可能拨出专款来增建和扩建学校。这时，民间办学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民工子弟学校的存在不仅能减轻政府和公立学校的压力，更为关键的是，它的存在有利于保持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当大量的民工子弟因为高昂的借读费被挡在了正规公立学校的大门外时，民工子弟学校对民工们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暂借不论学校教学质量的高低，有书读总比没书读要强上百倍。设想一下，一旦有一天，这些民工子弟学校因各种原因无法维济，或者政府始终不能赋予合法地位而最终被取缔，如此之多的民工子弟将去向何处？失学的他们必然要成为“创造家庭财富”的一分子，年幼的他们如何创造财富可想而知，违反社会规范甚至违法不足为奇。小小的不安定因素长大后，会被畸形的扭曲成为一个特殊的阶层，这个阶层给社会注入的将是更多的动荡和不安。

　　但尽管民工子弟学校有如此的重要性，何以只能在夹缝中艰难的生存？笔者认为有两大因素：社会和政府。

　　作为民办学校，办学的宗旨首先是盈利，其次才是教育。身为城市贫困阶层，从他们子弟身上捞取经济利益的空间十分狭小，小得几乎没有企业和个人愿意为此掏出一分一毛。而尚存的子弟学校也是尽之所能的在压缩降低经营成本的同时，录取更多的学生。所以才会出现“63平方米的教室挤满了67名学生”、“条件简陋、环境恶劣”的局面。而有些办校者更是打着办校的名号，招摇撞骗，将学费席卷而空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没有任何社会有效力量予以支持的情况下，“野孩子”要想转为合法就显得势单力薄。

　　国家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九年义务教育人人都应该享有，民工子弟也一样。但就目前来看，政府让民工子弟享受义务教育权利的办法就是堵截、驱赶他们进公立学校，让他们交高昂的“借读费”。明知几乎每一个民工家庭都是囊中羞涩，可能要为此倾其所有，为什么不能实施一项优惠的政策减免这笔费用呢？如果非收不可，为什么不能给民工子弟学校提供更宽松的办校条件，赋予其合法地位，让民工自由的选择呢？如果政府能稍稍重视和扶持民工子弟学校，鼓励民间投资办校，使民工子弟学校能得到更好的发展，也能提供给民工子弟较为良好的教育，那它们又何需在夹缝中生存。

　　民工，这个在城市的最角落里生存的群体，他们的孩子自然更是生存在角落的角落。如果说国民忽视他们还情有可原，政府的忽视就该称为失职了。不仅不该忽视他们，更不该忽视和驱逐为他们提供教育的子弟学校。只要创办学校的资金来源正当合法，就应该同所有其他类型的民办学校一样，享有合法的地位，让它们发展成整个教育体系的又一重要力量。我想，这应该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稿源：红网)(作者：刘卫琪)(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