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农民增收的“一号文件”之后，“三农”问题的评论如潮，有评论说农民致富要解决县乡冗员，解决县乡冗员唯一的路径就是扩大基层民主，用基层民主至少先把乡一级机构管起来。同时乡村两级一律实行严格的民主理财，乡村两级机构该有多少个人头，要由负责为之买单的农民说了算；每年的预算、决算也要由负责为之买单的农民说了算；让农民首先管住乡村两级机构的钱袋子。这样当然好，问题是谁能给农民这个话语权？

　　事实上农民是没有这个话语权的，比如征用土地，政府什么时候征求过农民的意见？在一些地方，农民连上缴税收、提留、各种巧立名目的款项，都没有话语权，何况是这敏感的钱袋子？

　　农民之痛至心彻肺，至今我还想不出哪一个阶层的人会比农民苦，有哪一种痛会比农民忍受的痛更痛。有作家说，有了痛感你就喊。可农民就是喊破喉咙，也难以喊出效果，试问有多少官员在倾听他们诉说？哪怕农民的话朴实、真挚，甚至深刻而富有哲理。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在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的声音，一些官员为了个人的升迁而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不管农民的疾苦，无视他们的抗争。当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他们不得不走上访、维权之路，寻找能发出声音的途径。尽管他们“依法抗争”，积极运用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来维护其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但这种抗争大多徒劳而返。春节回家乡，老叔告诉我，高速公路从村里过，田被征用了，结果是全村人领到钱。这钱是对失去土地农民的补偿，应发给被征用土地的农民。法官问打官司的村民，你是某市领导的哥哥那方吗？如果是，官司定赢。

　　再说民工讨工钱，如果没有媒体的参与，仅民工自己去说，去抗争，恐怕说破嘴皮，跑穿鞋底，也以难讨回拖欠或克扣的血汗钱。如果社会能尊重农民的话语权，总理也不至于替民工讨工钱。农民在这个丰富的世界里成为最安静的群体，在这个世界上哑然失声，几乎听不到他们发自心底的声音。这是长期以来农民的话语权受到压制，是权力对其话语权封杀的结果。试想，如果农村基层政权真正让农民作主，会有那么多的干群矛盾？如果农民有渠道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能保护自己的权益，陕西旬阳县桐木乡涌泉村的农民也不至于为那几百元钱罚款而相继自杀。

　　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农民当然与其他阶层一样享有话语权。但现实并非如此，由于农民参与政治机会的缺失，使他们的声音无人倾听或干脆发不出来。在传统的结构中，政府了解民意的途径大致有这些：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新闻报道，领导实地考察调研，信访制度等。而最能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能与政府沟通，发出最有效声音的途径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但农民代表却是越来越少。以全国人大代表为例，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这是因为全国人大有决定，农村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而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是这样分配的，农村按人口每88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2万人选代表1人。看起来比例是一样的。但农民应选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总人数却比上届减少了。而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比例，农民代表也应该是千人，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才551名。有报道说，某省省人大代表只有5名一线工人、农民代表，其中一线农民代表只有一人。当然，农民代表不止是1人，在那些当选的农民代表中，有的是带“长”的乡村领导，有的是早已脱离了农村基层、先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们，他们的声音又怎能代表农村最底层的声音？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的政治资源分配方面的不平等，直接影响和决定了国家经济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中国著名国情研究专家、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曾指出：目前我国在分配全国人大代表名额时实行“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原则，这种对农村人口选举人大代表名额的歧视性规定与《宪法》相违背。这直接违反了《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规定。

　　农民没有话语权也是导致农村收入缓慢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民好的建议得不到合理采纳，不合理的负担得不到减轻，不公正的待遇得不到解决。要改变这些，就必须真正承认农民的主人翁地位，执政者必须倾听农民的声音，同时加强农民对公共决策的参与，放大农民兄弟们的声音，使他们的声音能够时时震荡决策者的耳膜。(稿源：红网)(作者：洪巧俊)(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