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荣升

　　一

　　读书论艺，仁智之见在所难免。明末清初善品评书籍的金圣叹，将《庄子》、《离骚》、《史记》、《杜甫律诗》、《水浒》、《西厢记》，称为六才子书，而吴承恩的《西游记》却不在他的“才子书”之内，致使后人嗟叹不已，甚是不解。是《西游记》写得不好，还是作书者的才力不济？恐怕都不是。其实，这完全可以从金圣叹的文学观和审美标准中找到答案。从他的文学评论看，金氏欣赏的是现实主义，而不赞赏浪漫主义。其在《三国志演义序》中说：“……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又莫奇于《三国》矣。”他推崇《三国演义》之奇，但这种奇，又是“据实”之奇，不是凭空臆造之奇。而《西游记》一书，则都是作者臆造的“极幻”之事，是大胆想象出来的浪漫的虚构。这大概是《西游记》不能入金氏之眼的主要原因。

　　与金圣叹同时代的袁于令的审美观与金圣叹则完全不同，他主张“传奇者贵幻”，可极尽联想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西游记题词》中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他很是欣赏和推崇《西游记》的佛魔幻境，又说：“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至于文章之妙，《西游》、《水浒》实并驰中原。”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也是实事求是的。《西游记》与《水浒传》，只有艺术表现风格的不同，在水平上很难分出个伯仲高下。以吴承恩之大才，尚不能入金圣叹的“才子”堂奥，以李白的“谪仙”桂冠，亦不能赢得金氏之一顾，何也？无他，喜欢与不喜欢而已。

　　二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社会现实的反映。其对现实腐朽和邪恶的揭露和批判，因作者的才学和对现实的领悟程度不同，也因写作手法的不同，就有了显与隐、曲与直、雅与俗之别。吴承恩是用隐曲的手法，用引人入胜的离奇怪幻而又荒诞的故事，引领读者渐入他那被妖魔鬼怪、仙佛神道、琪花瑶草笼罩着的现实批判的思想佳境。但是，不是所有的读者都能达到这个佳境，多数人往往被其故意制造的热闹所迷惑，思想不愿再往前多走一小步。所以，读《西游记》，看见热闹的多，看出门道的少。不然若是看出门道的多了，也许就是这部书的不幸———早被统治者禁毁封杀了。

　　三

　　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抒作者胸臆，古来如此。《西游记》第九十八回，写唐僧师徒到西天雷音寺大雄宝殿见如来佛祖，佛祖见面的第一段话就很厉害：“你那东土乃南赡部洲，只因天高地厚，物广人稠，多贪多杀，多淫多诳，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秤，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虽有孔氏在彼立下仁义礼智之教，帝王相继，治有徒流绞斩之刑，其如愚昧不明，放纵无忌之辈何耶！”这可以看作是吴承恩对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揭露与声讨。这样的话，要不是通过佛祖之口说出，要不是在那个特定的场景说出，他一定要倒霉的，说不定会被杀头。但他毕竟是才子，把明王朝、把皇帝老儿痛快地骂了一回，还博得了一片喝彩，这是吴承恩的高明之处。

　　《人民日报》 (2004年02月21日 第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