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薛克智

　　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于2月12日被执行死刑。2月13日，《人民日报》员文章《反腐倡廉警钟长鸣》指出：“王怀忠给国家和地方造成巨大损失。他直接干预土地的批租出让，造成国有土地资产流失达亿元之巨；他虚报浮夸的一系列所谓‘政绩工程’，完全出于加官晋爵的目的，违背经济规律，劳民伤财，使本来就不发达的当地经济雪上加霜。与其他一些官僚主义或失职行为不同，王怀忠纯粹是恶意地渎职，为了所谓的‘政绩’，越是假的越去做，不但使当地经济深受其害，更使民心尽失。”

　　众所周知，从山东省两级法院的两审判决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核准，对王怀忠的死刑判决是因为他犯了“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笔者注意到，有人认为，应追究王怀忠的恶意渎职罪。（参见陈飞《王怀忠是否涉嫌“渎职犯罪”》，2月13日《新京报》）我想，如果王怀忠确实符合渎职罪的犯罪条件，我们还的确应让其罪加一等，如此，方可实现或接近罪刑相称、罚当其罪这一刑法原则。

　　不过，接下来笔者要问，司法部门为何没有以恶意渎职罪追究王怀忠呢？是我们的司法部门疏忽了这个重大问题，或者如网上一些人所诟病的所谓“昏庸”“无能”所致吗？我看，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关键恐怕在于，对恶意渎职的取证是非常困难的。

　　大家一定还记得，王怀忠在法庭上的“狡辩”嘴脸吧。曾有报道说，在法庭上，面对确凿的证据，王“百般狡辩，拒不认罪，态度极为恶劣”。我想，凭着这厮的“德性”，对于种种“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上马，想必王怀忠也是坚决拒绝“失职”的责任应由其独自承担的，更不会承认是“恶意”的。事实正是如此。人民网记者在采访我国制度反腐研究学者李永忠谈王怀忠案时指出，在整个庭审过程中，王怀忠没放过任何一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当公诉人提出，王怀忠应该对给国家造成的4162万元的损失负责时，王怀忠却辩解说：“这4000多万的损失即使造成，也是集体决策的失误，不该把这笔账算到我头上”。换句话说，他决策上马的那些“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合乎“程序”的。必须看到，王怀忠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不仅能够顺利通过我们的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而且王本人能够依此屡屡得以提拔、重用，这的确很需要我们认真反思有关体制、机制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出台重大决策貌似在遵循有关程序，但在相当程度上不过是“走过场”而已。真正的较量不在“台前”的表演，而在于幕后的“动作”——这才是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可以说，王怀忠是一个依靠绝对权力，依靠下级“臣服”或盲从来打造“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贻害后任与百姓的政治爆发户。耐人寻思的是，其“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在拍板和决策中似乎又是颇合乎“程序”的，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在一些部门和领域尚存有体制缺陷、制度漏洞亟待修补和矫正的情况下，要获取确凿有力的证据，从法律意义上判其“恶意渎职”，决非轻而易举。

　　当前，我们应当质疑，某些单位和部门在投票决定重大问题的时候，作为领导班子的班长投下的那一票，是否与班子其他人的票的分量一样呢？我们往往看到，一些主要领导常常利用一己权威，强行使决议通过或放弃，而其他成员要么敷衍塞责，唯唯诺诺，要么得过且过，加以盲从，而敢于据理抗争者实在是凤毛麟角。在这种“伪正常程序”的操持下，民主被耍弄，最后决策权实际上掌控在少数人或个别领导人手里。而出了问题，就可以“集体”决策、程序“合法”等为借口为自己开脱，甚至逍遥法外。这是很不正常的。

　　事实上，破坏“程序正义”，滥用公共权力，有可能给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古今中外，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