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友循

　　2月5日的《南方周末》，以三个版的篇幅，介绍了“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努力呈现出一个信息全面的样本”。应当说，这一目的大概已经基本实现了。2月11日的《三湘都市报》，则有郭松民先生的《仇和的“灰色地带治理模式”》一文，进一步对之加以解析，并对仇和的做法持肯定的态度。对此，本人有些异议。

　　仇和的初衷与“实效”都是好的；而且，他有清醒的“理性”和惊人的胆魄。上述报道和文章所持的态度以及某些言说，可以理解，也不无道理；但是，我认为，“争议”仍然是必要的———正如《南方周末》编者所言，“对这样一个‘压缩饼干’式的激烈改革及其发动者，决不是选择一个‘好’或者‘坏’的标签贴上那么简单”；甚至还可以说，“改革”绝对是对的，仇和无疑是好人，而其具体的“政绩”，则是明晃晃的事实。但是否就可以推定乃至明确地宣告，仇和式的改革模式值得钦佩并且加以推广呢？

　　如果有人问我，我将果断回答：不！哪怕他“成功”了。因为，对于“绝对权力”，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其将会导致的严重恶果，而万万不能因为任何理由姑息养奸。这不是纸上谈兵，不是纯理论的探讨，而是历史与现实以及从其教训中所反思得来的严肃思考告诉我们的。

　　在仇和“以激进的手段推进改革”的“施政历程”中，“交织着他的个性特点、现实的政治体制和中西方文化的影响”，这里面体现了他做为独特个体的精英化人格魅力；但是，也“交织着”普通民众作为弱者和被主宰者的泪水、鲜血及其他相应的生命痛苦与呻吟。仇和做了好事，现在又让人们看到了好的结果，但不能因此就说，他的“人治”风范，他的对他人特别是底层群众权利、尊严的侵犯与践踏就是天经地义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出于无奈，出于别无选择；你甚至还可以说，做为个例，其所作所为，有可体谅、可理解、可肯定、可赞赏之处。但是，人类已进入现代社会和我们已是现代人本身，决定了他决非现代精英人物。

　　中国的确有其特殊的国情，仇和所面对的所谓“灰色地带”可能也是一种“事实”。但是，“国情”所提醒我们的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严酷的事实则是：封建“治理”历史的久远与稳固，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封建意识的浓重与顽固，使得我们最应首先清除和扫荡的文化污秽，就是封建统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和习惯观念。为此，从“五四”开始，中国人瞄准现代化的目标，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独立、人权等等为旗帜，已经浴血奋斗了近一个世纪。假如我们现在引出一个或多个类似仇和这样的“好例”，从中总结出类似“灰色地带治理模式”这样的“好药方”，以作为否定或延缓追求现代化的目标的借口，岂不是既很荒唐，又很可怕吗？须知，果如此，则在一个或数个像仇和这样的“好官”背后，将不知有多少“坏官”或“昏官”将沿此“模式”以售其奸，将中国重新“治理”为永恒的“灰色”王国！这可是连仇和本人也表示明确反对的呵！

　　务请牢记：对于“绝对权力”，决不能姑息养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