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策划:农民工子女，飘飞的蒲公英也该有春天(组图)

http://www.sina.com.cn 2004年02月23日00:29 人民网

　　策划：廖玒编辑：宋丽云

　　又一个新学期开学了，当我们对自己和身边的孩子如期返校习以为常时，是否想过城市中那群“流动的花朵”——农民工子女，正面临着失学的困境。

　　接受教育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这一切在教育部门的一纸禁令、公办学习的高收费门槛和家长羞涩的钱囊面前都可能成为奢望。尽管许多城市的主管部门都在承诺着手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但近乎残酷的现实是，很多农民工子弟仍处于无学可上的“漂泊”状态。

　　“同在蓝天下，共同成长进步。”去年教师节期间，温家宝总理视察北京市接收务工农民子弟学校时在黑板上写下的这句话，意味深长。这是对进城务工农民子女充满关怀的真情流露，也是对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加大这一工作力度的潜在要求。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他们，那些农民工子弟，让这些“流动的花朵”与城里的其他孩子一样能享受到教育的阳光雨露。镜头：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孩子

眼神：渴望知识　　我的8岁生日会

　　菜市场上的课桌

　　被挡在校门外的孩子

迷茫求学之路　　面对失学校长也无奈

　　1.5元的午饭舍不得吃

　　面临第4次搬迁的树人学校

两名男孩行知学校上课　　行知打工子弟学校的女生教室严重超员挤满了学生师生在教室门前吃午餐视点：“课桌”为何还在漂泊？

　　北京张北希望学校四年级的付姗姗正在上数学课。她的父母是农民工。和她一样，班上有不少同学的手上长了冻疮。

　　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流动人口超过1.2亿，随父母亲进城的农民工子弟则有近2000万。他们当中，失学率高达9.3%，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

　　一、民工子弟学校在夹缝中生存的尴尬

　　随着城市农民工的增多，民工子弟学校应运而生。然而，这些民工子弟学校由于没有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批准而成为“黑户”学校。一方面当地教育部门以“私立民工子弟学校校舍简陋、学生超员、教学质量难以保证、属非法办学”为由，责令其停止办学；另一方面农民工家长不断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民工子弟学校就读，他们的理由是：“我们也想把孩子送到当地正规公立学校读书，但由于务工流动性大、交不起借读费等原因，孩子无法入学。尽管民工子弟学校各方面条件差一点，但孩子有书可读。”当地民工子弟学校处在进退两难的地步。

　　几乎所有的农民工子女上学都有过转学的经历。因为公办学校门槛高，在城乡结合部，条件简陋、收费较低的民办民工学校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然而，这样的学校绝大部分都戴着“非法”的帽子———没有办学许可证，经常不是被驱赶就是被关停。

　　已有3年在北京“办学经验”的秦继杰一谈起这件事，总是长吁短叹：“要拿办学许可证，必须有房屋产权证。可由于经费紧张，学校只能租用别人的场地及房屋。别说拿不出房屋产权证，就连房东也拿不出，因为房东也是租村里的地。”在这样的学校学习谈何舒适的环境、良好的教育？

　　学校的老师也像走马灯一样不停轮换。“春节一过，教师走掉一半是常事。许多年轻教师都把这儿当作跳板，双休日就泡到当地的人才市场，一旦找到合适的工作，立马就跳槽走人。”

　　1998年，国家教委和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

　　打工子弟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办学中来了。

　　一份名为《流动儿童教育：逐渐进入视野的研究课题》的调查报告这样描述说：打工子弟学校办学者，是一个由形形色色人员构成的复杂社会群体，从大学生到文盲都有。其中很大一部分曾经在家乡当过民办教师或公办教师，在114所学校中，有79所是他们办的。其余的则属半路出家，他们从包工头、小贩、厨师到菜农、建筑工、清洁工、保姆等形形色色的行业走上了办学的道路。“他们能够涉足这个领域，是因为有着巨大的社会需求：流动儿童在北京没有学上。对于他们来说，办学是一种能带来可观收入的职业。”调查报告的负责人之一张守礼说。

　　广州市政府特约教育督导员李伟成对广州的流动人口学校给出这样评价：办学条件普遍较差，与公办有较大差距；教师队伍不稳定，无证上岗较普遍；教学质量堪忧，停留在识字、扫盲和托管的层次上。”但就是这样的学校，却接受了当地70％以上流动人口的子女就读。

　　二、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第一大困难：上学费用高

　　开学已经好几天了。因为交不起300多元的学费，12岁的陈其国迟迟没有报到。

　　他的父亲卧病在床，一提孩子上学的事，眼圈就发红：“这两天，看到别人的孩子高高兴兴上学，我的心里难受得就像刀割似的。真对不住孩子，我这个做爹的，连他上学的学费都付不起……”

　　和陈其国一样，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不少农民工子女不得不放弃求学。

　　树人学校是北京海淀区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开学已经一周，还有100来名学生没来报到。校长董庆云习惯性地瞅瞅校门口，有些失落，又有些无奈。“反正每到开学，总得少那么百八十人。有的回老家了，有的转学了。至于有没有人辍学，那就没办法统计了。”

　　三、到公办学校上学：不敢多想的“奢望”

　　2004年春节过后，8岁的女孩儿张国慧在北京昌平区北七家的一所小学里迎来了新学期。组图显示的是她在北京的生活场景。>>

　　民工子弟学校孩子脸上的欢笑，与城里孩子没什么区别。“非典”过后，小国慧和小伙伴回到了久违的学校，重新注册上课。小国慧把冰棍儿塞到妈妈嘴里，“菜地孩子”更早懂得心疼父母。破旧的童车给小国慧和伙伴们带来了快乐。

　　为给远在内蒙古乡下的姥姥寄去张漂亮照片，妈妈帮国慧化妆。小国慧很小就开始自己洗衣服，帮父母分担家务。小国慧抵住了同邻家伙伴一起游戏的诱惑，在蔬菜大棚帮父母干活。放学后，小国慧（中）和同学们一起走回菜地边的家。

　　“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带的饭菜到中午就有点变味发馊，上海宝山区安南小学的这位4年级学生心里就有点发酸。

　　“我也想去公办学校上学，至少那里有好的食堂，但学费实在太高。”一想起夏天，早上带的饭菜到中午就有点变味发馊，上海宝山区安南小学的这位4年级学生心里就有点发酸。

　　四、升学考试受户口和地域的制约。“北京的公办学校，用的都是北京本地教材。将来考大学，因为没有户口，孩子还得回去考，怎么办？”从山西来北京打工的张眉拴愁苦地问。考虑到这个因素，许多家长不得不把孩子送到使用全国统一教材的民办民工子弟学校。

　　五、来自城市学生及社会的歧视。“城里孩子爱欺负人”，“城里孩子瞧不起我们”，这是农民工子女与城里孩子同坐一个教室的切实感受。“我妈妈很少给我零花钱，我也没有什么新文具。城里的同学就笑话我家里穷，还骂一些难听的话。我心里难受极了，可是我不敢告诉妈妈。”从山东来到无锡，在一家公办学校就读的赵荣伟，说起城里同学对他的排斥和歧视，就忍不住伤心的泪水。

　　关爱：飘飞的蒲公英也该有春天

我要我的学校不再“流浪”　　同在蓝天下，能否共同成长进步，说到底还是一个教育公平的问题。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没有教育公平，就没有社会平等，甚至会生发出新的社会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否解决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义务读书问题，已经不单单是教育问题，而是推动城市建设和发展、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迫切需要。

　　令人欣慰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多数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他们正在完善政策法规，采取多种形式增加投入，充分挖掘公办学校教学资源，或兴办专门招收外来人员子女的公办学校，或将外来人员子女就学纳入公办学校招生计划，并减免学费，使许多地方的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

　　国务院办公厅2003年9月转发的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要求，进城务工就业农民流入地政府要制订其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收费标准，减免有关费用，做到收费与当地学生一视同仁。

　　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费用负担的措施还有：根据学生家长务工就业不稳定、住所不固定的特点，制订分期收取费用的办法；通过设立助学金、减免费用、免费提供教科书等方式，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就学；对违规收费的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要及时予以查处。

　　农民工子女求学问题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合法性问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学者对此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中国农村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研究会的社会学学者徐鲁平认为，打工子弟学校的出现，实际上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紧密相关。进城的农民生活在城市，但是城乡分割的体制又把他们拒斥在城市应有的保障体系之外。于是他们便用“边缘”的方式使子女在城市受教育成为可能。经济学家汪丁丁指出，打工子弟学校具有天然的道德合法性。

　　如何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问题？一些专家学者积极建言献策。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农业部农研中心研究员吕绍青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大幅度减少乃至取消公立学校的所谓“赞助费”，使公立学校成为吸收打工者子女的主渠道；二是明确打工子弟小学存在的合法性，建立公正的标准体系和监督机制，给其留出规范化发展的空间；三是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救助活动。

　　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因为我们深知，孩子们会在等待中蹉跎掉求学岁月，这将不仅是他们命运中抹不去的遗憾甚至悲剧，也肯定是全民教育的一个失败。

　　因为我们深信，飘飞的蒲公英也该有春天。而蒲公英的绽放，将使春意格外盎然。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