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波

　　反特恐怖剧《梅花档案》系根据上世纪70年代风行一时的“梅花党”手抄本故事改编而成。手抄本的原作者、荣膺“文革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称号的张宝瑞先生近日就手抄本小说发表了看法，北京某报发表这篇专访的时候，用大字标题揭出了张先生的独到之见：文革“手抄本”是种反抗。

　　用小说反抗，这当然不错。笔者关心的是那些写于文革中的手抄本小说究竟想反抗什么？又是怎样进行反抗的？张宝瑞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但是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原来手抄本小说是对文化沙漠的反抗，这种概括也许还能迷惑一些人士，可是要说从风行一时的几种手抄本小说中真能找到所谓“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我却是万万不敢相信了。

　　余生也晚，没赶上品尝雪夜闭门读手抄小说快感的好时候，对其唯一的一点感性认识来自电影。记忆最深的是一部著名电影中的一个慈祥的卖冰棍老太婆居然是个头号敌特！这一经典情节给当年幼小笔者的最深教育有二，一是敌人往往隐藏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二是敌人最有可能是不像敌人的人，其直接后果是我再也不敢独自上街买冰棍了，而且看谁谁像敌特！对手抄小说，这点认识当然幼稚，有点对不住“文革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们，所以后来当出版家慧眼识金把这些小说打造成书市上的畅销品牌时，我曾一一找来，希望能从中发现一些难得的思想资源，就像顾准的笔记一样。可是我失望了，事实证明并非所有的地下读物都是民间思想者殚精竭虑的精神产品。坦率地说，“文革手抄本文学代表作家”们和“民间思想者”真沾不上边儿，在那个文化沙漠的时代，与其认为他们想自觉反抗点什么，还不如老实承认他们也是极左思潮的受害者，乃至自觉地想为他们所认同的事业贡献点什么，手抄小说遂成为这种左倾狂热病的集中宣泄。我们现在读这些几乎清一色以“反特”为内容的手抄小说，大概都会为作者苦心营造的敌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恐惧氛围而好笑、叫累，然而安知当年作者搦管作文时，心中洋溢的不是“天上不放过一只鸟地上不放过一根草”的万丈革命豪情呢？就思想价值而言，文革手抄小说不仅不是可以发掘利用的文物，简直就是垃圾；从写作技巧论，也只会拿破绽百出的巧合说事儿。

　　在作为左倾狂热病产物的手抄小说中，充斥着对“哪个角落都有敌特”这种虚幻景象的惊惧感和受虐感，本来就没有“人性”、“情感”的空间，又哪里谈得上“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

　　张宝瑞先生在接受采访的最后，还振振有辞地说手抄小说的存在证明“中华民族的文明之火生生不息，中国人的英勇顽强的精神永恒”！是的，中华文明注定会薪火相传，但它绝对不是靠文革手抄本小说来延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