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允

　　牢里过年

　　这个时候虽然身在囹圄，我倒是觉得自己更懂得生活了，更会辨别美丑了。我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新鲜的冷空气，开始想念家人。

　　今天是大年初一啊。这个新年的夜晚，我的亲人们都在干什么呢？唉，他们肯定在担心我的安危，他们肯定过不好这个年了。今年是鼠年，应该是五谷丰登、合家团圆的年份啊！好想吃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啊！

　　昨晚没有能和老伴、孩子们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真是遗憾。忘了这是我和老伴结婚以来第几次没在一起过春节了———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我们还两地分居，而且当时我还在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呢。呵呵，说到劳动改造，我算是“二进宫”了。

　　我当然不会知道，我在被关押期间，亲人们蒙受了多大的痛苦与惊恐。

　　过了正月十五以后，所里安排给我们拍照。管教让我举着一个纸牌子，牌子上写着我的编号。这样的举动我以前看外国侦探片的时候经常看到，没想到今天轮到我举着牌子让人照相了，真是滑稽！我想，我蓄着一脸大胡子，举着那么一个牌子，不是罪犯也成罪犯了。

　　总之，这次照相算是给我的劳教生活搞了一个正式的侮辱性的开场白。

　　家里人在千方百计地为我奔忙找关系，并且努力托人给我捎东西（除了信以外，其他的都可以）。

　　记得收到家里捎来的第一份东西是一张报纸，报纸上登出了当年2月15日中纪委颁布的《关于保护检举、控告人的规定》。老伴看到这个文件后，立刻就把这张报纸捎给了我，我也收到了。

　　收到报纸后，我很高兴：依照这样的规定，我根本就没错，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平反。

　　接着，我便开始想办法，千方百计想往家里捎一封信去。

　　我知道，要捎信就必须小心翼翼，像革命战争年代的地下党搞地下活动一样谨慎，才能给家里捎信回去———上大学时看过很多这方面题材的电影，看着地下党员们巧妙与敌人周旋的机智行为，我甚至幻想过哪天我也能当一回地下党员。

　　不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现实我也“梦想成真”了！

　　我谎称要写日记，借了孙指导员一支笔和几张纸———我不想连累这个热心善良的警察———偷偷摸摸写好了信，自己草草地糊了个简陋的信封，然后又趁着没人注意，找到了经常给看守所送生活用品的三轮车夫，托他把我的信带出然后投进邮筒里。

　　他面带难色，犹豫地看了看我，说：“这位老哥，我看你面善，也不像犯事儿的人。现在我就帮你这一次吧———不过你千万别把我给卖了啊。我一个穷老百姓，什么都没有，他们要知道我帮你寄信，光把我弄进来就算便宜我的了！我还有一家老小要养活呢！”

　　我连忙点头称谢：“兄弟，您就放心我吧，我不能那么不是人啊。”

　　车夫左右看了看，见四下没人，就把我的信拿过来，按照我的吩咐，将信塞到破棉袄裂开的夹层里，和棉絮揉在一起，然后拍拍外面以示装进去了。这样的″花招″是我以前看特务片时看到的，没想到现在派上了用场。

　　“兄弟，我这给您鞠躬了。”我对他感激不尽。”

　　车夫赶紧制止我：“老哥你就别再客气了！我这就走了。”说完骑上三轮车匆忙离开了劳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