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

　　教育公平，是事关一个人终身发展的公平。教育不公平，从长远来看，是所有社会不公平的渊源。要消除教育不公平，则必须从改变教育资源配置不公平的现状做起。从北京市两会传来一个令人振奋的建议：“政府对中小学校的资金投入不仅要设立最低标准，还应该规定最高办学标准。”（2月21日《北京娱乐信报》）此穴显然点到了公办教育的要害处。

　　有的城市学校，宽带插口装到了每张课桌；有的农村学校，孩子还得沙地当纸树枝为笔。有的城市学校，铺着塑胶跑道的运动场不止一个；有的农村学校，连一个可供学生玩的篮球也拿不出。有的城市学校，投资动辄数亿元；有的农村学校，连粉笔也得一根根地数着用。结果，有的城市学校，搁到欧美也堪称一流；有的农村学校，拿到非洲，恐怕也算差的。这种多年累积的差异，近年还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特别是农村兴建希望小学还需社会筹资的时候，城市却建起了许多比大学还要气派的高中，成为各地炫耀教育成就的标志性工程。

　　好的校园，自然有好的师资；好的师资，自然有好的质量；好的质量，自然有好的成绩；好的成绩，自然有好的前途。但这一切悬殊，都直接源之于教育经费划拨上的悬殊。也就是说，这一巨大的社会不公，直接源之于财政支出的不公，是政府决策造成的不公。

　　因此，实现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职责。北京市人大代表建议的意义，就在于找到了强化这种职责的办法。办学标准不仅有最低的，也应有最高的。对有的农村学校，按最低标准考核，达不到的，要追究政府责任；对有的城里学校，按最高标准考核，超过了的，也要追究政府责任。因为所有纳税人的权利都天然公平，城乡差异没有过大的理由。与办学标准的严格执行相配套，人大在审查教育经费的预算时，不仅要严肃城乡一致的人均标准，而且还得向农村倾斜，以偿补旧债。

　　考虑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的现实”，弥合城乡教育不公的鸿沟，需要一个过程。正因为这个原因，希望北京市两会出现的这条切中肯綮、利惠万民的好建议，能有好的下文。任何有可能加深这条鸿沟，或制造新的鸿沟的做法，都不能再姑息迁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