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台海两岸的统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积极地在亚洲，包括在促进菲律宾的国内和解等问题上尽可能地“有所作为”，是中国统一与和平崛起的重要实践。

　　几天前，新加坡《联合早报》和菲律宾英文报纸《菲律宾星报》等主流媒体纷纷报道称，菲律宾政府和反政府武装——菲律宾“新人民军”将在今年4月举行和谈，从而和平解决多年来武装冲突问题。这次和谈的时间已经确定，双方的气氛也相当友好，但地点没有定下来，北京据说是他们考虑的地点之一。

　　国家的统一与整合是许多亚洲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菲律宾，政府军与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简称“摩伊解”）和“新人民军”的战争是国家统一与发展的重大障碍。在大选之年，阿罗约总统的政府已表示希望在5月总统选举之前，与摩伊解及菲共达成和平协议。最近有消息指出，与政府谈判的其政治机构“民族民主阵线”主席贾兰多尼，正在推动3月底在北京举行谈判，以将早些时候在挪威奥斯陆的会谈继续下去。如何选择谈判地点？

　　谈判地点的选择在国际谈判中是一个很微妙也是很有意思的问题，特别是作为敌视的对手之间的谈判。总体上，国际谈判有两大阶段：即准备阶段和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地点的选择是谈判准备阶段中的重要一环。一般来说，如果是两个对手之间的谈判，谈判地点通常选择在某个中立国家的城市。在冷战时代，日内瓦是有关冷战事务和裁军问题多边谈判最受欢迎的地点，而维也纳和赫尔辛基则是欧洲安全、欧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和削减军队等问题谈判的常选地点。如果是友好关系国家之间的谈判，谈判地点通常选在任何一方的首都。

　　对手之间的谈判，如选择某个中立国家的城市作为谈判地点等预备性问题的探讨，昭示的更多是心理层面和象征公正性等方面的意义，这正是谈判地点选择的微妙所在。如果谈判地点选择在某一方的盟国城市或其控制地，将影响对手的谈判心理，很可能导致谈判失败。即使谈判成功地达成了协议，但如果对方内部对协议条款稍感不满，将使对方感到协议是谈判人员在受到敌视等压力下做出让步的结果，不利于协议的顺利执行。另一方面，如果谈判对手之间实力不均衡，实力较强的一方为了早日实现谈判目标或有谈判的事实，很可能同意将谈判地点定在有利于对手心理的国家或城市。作为谈判地点的4种情况

　　从国际关系史来看，就作为谈判地点的所在国（地）本身来说，可以有4种情况——

　　第一是大国。通过大国的斡旋或主导，帮助各方达成协议。比如美国，作为斡旋地的案例，最著名的有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总度假地戴维营签署的《戴维营协议》，它造就了中东两个重要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其二就是与双方没有利害关系的国家，即中立国。国际关系中，敌对双方在中立国的技术性帮助下进行谈判造就协议的例子比比皆是。

　　其三是前宗主国。这在非洲的国内国际冲突中比较常见，特别是前法属殖民地国家，一般将巴黎作为谈判地点的首选。

　　第四种是友好国家或友邻国家。由于邻近或友好，双方都愿意将之作为谈判地。

　　这次菲共在拟议中将北京作为谈判选择地之一，可能是因为北京兼有第一、二、四种情况的便利。中国在国际上，特别是在东亚地区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大国；另一方面，中国一向在外交实践中以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为准绳，和菲律宾政府和“新人民军”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中国已经到了有所作为的时候

　　就外在的客观因素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形象越来越受到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的认同。具体的表现比如亚洲金融危机及其后中国的作为，为中国参与亚洲内部事务提供了良好范例。因此，这种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首先有利于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信赖。此外，与到远在欧洲的奥斯陆进行和谈相比到近邻中国进行和谈，对菲律宾谈判各方来说，技术和经济层面更为现实便利。

　　就内在的主观因素来说，首先，它有助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战略实践。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奉行的是“韬光养晦”的战略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负责任大国”的诉求、特别是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和平崛起”外交战略的提出，无疑是反映出中国已经逐渐开始了积极有所作为的征程。而“有所作为”的起点，毫无疑问首先是在亚洲，或者说周边国家。中国不遗余力地推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就是有效的一步。

　　其次，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帮助像菲律宾这样的内乱国家结束战争状态，恢复民族和解与统一，对两岸中国人来说，也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平统一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但在意识形态、观念方式不同的台海两岸如何实现和解，没有现成的历史经验可循，中国大陆愿意促进菲律宾和解，对于体会一些现成的政治经验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向世界，特别是向台湾人民,表明一种和平姿态。

　　事实上，中国真正崛起的基础是一个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中国的和平崛起与台海两岸的统一，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因此，积极地在亚洲，包括在促进菲律宾的国内和解等问题上尽可能地“有所作为”，是中国统一与和平崛起的重要实践。

　　（作者为北京广播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