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湖南省郴州市人大代表刘际辉，在自己开办的酒店里公然设赌场，警察查处时“给刘际辉出示了警官证。刘际辉一把夺过警官证扔在地上，掏出一张人大代表证晃了晃：‘警察算什么，我是人大代表！我经营啤酒乐园这样的小事，你们也敢来抓，你们是专门捣乱的？’结果，警察不仅‘捣乱’不成，反被刘际辉告了一状，但‘也只能忍气吞声’。”（见2月14日《中国经营报》）

　　显然，刘际辉是把自己的“代表证”当成了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丹书铁卷”，而警方在这一点上的看法居然也和刘际辉完全相同，所以就只能“忍气吞声”地看着他违法。

　　人大代表作为人民选出的“代议士”，通常都是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的，但，监督者也应该受到监督！更重要的是，人大代表作为国家权力机关行权的人格载体，对他们的监督还是整个国家权力监督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因为这一环一边连接着“一府两院”，一边连接着社会大众。如果对他们的监督起到了应然的作用，那么国家行政、司法机关与普通民众之间就可以实现有效的协调互动，而这一环如果没有起到应然作用，则整个监督体系就都有可能陷于瘫痪。

　　然而，从制度设计的角度来看，目前公众对人大代表的监督，还经常是处于一种相对脱节的状态，监督主体要么缺乏手段，要么就干脆就缺位——对于直接选举产生的县、乡两级人大代表来说，法律虽然规定了选民有权对他们进行监督，但对由谁来组织、如何监督等关键性的程序，却没有可操作性的规定；至于那些间接选举的代表，由于他们的产生与选民全无直接关系，而且法律又规定他们仅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和罢免，这就使得他们在“原选举单位”闭会期间，基本上处于无人监督的状态。更兼代表们拥有“持证视察”和“非经许可，不受逮捕和刑事审判”的两项非常过硬的权利，所以出现像刘际辉这样把“代表证”当作“丹书铁卷”的代表，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在政治生活中采用代议民主制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卢梭就主张实行直接的“全民统治”，反对代议制这种间接民主。他认为，主权既不可以转让，也不可以被代表，代议士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代表，而不过是人民的受托者。他进一步指出，人民只有在选举议员时才是自由的，议员一旦选出以后，人民就是奴隶，人民就等于零了。卢梭全盘否定代议制，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他对代议制缺陷的批判却非常富有启发性。而弥补这一缺陷的主要途径，就是强化人民对“代议士”的监督。

　　无庸讳言，现在很多政、商界人士极力想“当选”人大代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看中了“非经许可，不受逮捕和刑事审判”这项特权。其实根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对于“现行犯”，警方还是可以行使拘留权的，只不过要在同时向该级人大的主席团（闭会期间则是人大常委会）报告。在这一点上，刘际辉是故意曲解，而警察则是糊涂。

　　代表证不是“丹书铁卷”。但如何才能既保证人大代表享有行使职权所必须的人身权利，又能够对他们进行有效监督，使得他们既不懈怠，又不滥权，这对每个关心中国宪政前景的公民提出了挑战！(稿源：红网)(作者：郭松民)(编辑：杨国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