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中纪委三中全会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腐败现象易发多发的土壤和条件在一些领域依然存在，反腐败斗争的形势还比较严峻。”

　　对这段话，真应该好好研究才是，一是“土壤”和“条件”，二是“易发多发”，再与腐败一相联，里面的“文章”实在是大得很哪！其中必然就产生一个“官场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官场的生态环境”究竟如何？实在是乐观不起来啊！千篇一律地用“比较严峻”来概括，，就不怎么太服人了，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按照温家宝总理的“乘除法”，这个“比较严峻”是被全国“除”（即“平均”）的结果，对某些地方而言，“官场的生态环境”就根本不是“比较严峻”，而是很差，很恶劣，是“很严峻”、“非常严峻”的了。

　　譬如，就以辽宁来说，震惊全国的“慕、马案”刚刚发生不久，又暴发了辽宁省副省长刘克田案和沈阳原大东区委书记聂秉孝、副书记靳铁珏的“大东案”，腐败官员的犯罪级别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升到了副省级，腐败金额也是一天文数字，牵扯的官员还是一窝一串。更让人“恼火”的是：刘克田案和“大东案”并不是发生在“慕、马案”之前或是之中，而是发生在“慕马案”之后。譬如，慕绥新案的案情是从1993年4月至2000年12月，受贿价值人民币661．4万余元的财物，并有人民币269．5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中央纪委监察部于2001年6月16日向全国通报了慕绥新马向东案件的情况，这一伙被“双轨”的时间就更早了。而那个刘克田呢，其案情就是发生在2000年至2002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为女儿出国留学，收受巨额贿赂。这就是说，“慕马案”的发生对辽宁沈阳刘克田这些官员来说，一点警示、教育作用都没有，“前腐（赴）”而“后继”，真还有“顶风作案”的性质，又是“一大帮”！说明什么？说明辽宁沈阳“官场的生态环境”的确是“很严峻”、“非常严峻”的！

　　再以福建的远华走私案来说，不仅是震惊全国，而且还震惊全世界，直至今天，我们还在与远逃加拿大的头子赖昌星打“国际官司”，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远华案的阴影还未散。然而，就在这同一福建省这同一福州市，又出了涉嫌在特大跨国贩毒案参与洗黑钱活动被公安部逮捕的福州首富凯旋集团董事长“陈凯案”，与远华走私案惊人相似之处的是：这个陈凯不法富商像赖昌星一样，将大批涉及公安、国安、政府、法院、检察院的关键部门官员拉下水，形成其犯罪集团、活动的保护伞。其中就有2003年12月23日被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一审判处福州市委原副书记吴文达有期徒刑15年。此案还不止吴文达一人，居然也有一大批福州官员因为与“陈凯案”有牵连而纷纷落马，被“双规”的就有原福建省国家安全厅副厅长智渡江、原福建省地税局副局长李康振、原福建三明市副市长刘用照、原福州市晋安区检察院检察长陈峰、原鼓楼区法院副院长游礼杰、原鼓楼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游可为。此案发生就在赖昌星案不久，这个福州市委原副书记吴文达2000年在任时正值查处厦门特大走私案，对远华案不是不了解，而是很清楚，然而究竟吸取了什么教训呢？什么教训也没有吸取，一大帮位高权重的贪官毫不犹

　　为什么“某些地区”的“官场的生态环境”达到了“很严峻”、“非常严峻”的程度？吗？！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在这些地区腐败已经成了一种“风气”，成了一种“文化”，成了一种“习俗”，在这些地区，对相当一部分官员来说，腐败是正常的，不腐败反倒是不正常的，如果你去反腐败，反倒显得有点“大逆不道”的，因而在“某些地区”就发生了官场行贿受贿、买官卖官的“全军覆没”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不管中央反腐力度是如何严厉，这些贪官照样是继续腐败。

　　那么，在“某些地区”的“官场的生态环境”有哪些特征呢？一是在这种“官场”中弥漫了或者是浸润了金钱的铜臭味，官员的活动都是为了一个“我”，都是为自己的利益所驱动，因而在官场中金钱的功能被最大程度凸显了出来；二是在这种“官场”中的游戏规则遭到了彻底的破坏，相当一部分从根本上漠视一切规章制度，漠视党纪国法，不仅是漠视，而且将党纪国法、规章制度视作一种儿戏，所以你抓你的，我搞我的，什么“警示教育”，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纯粹是为了做戏、做秀；三是在这类这种“官场”中一定有“龙头老大式的大人物”，以他们为“核心”，形成能一手遮天的、权大势大的、谁都不怕的“关系网”；四是在这种“官场”中坏风气一定是按照“模仿原则”，上行下效，因而产生行贿受贿的?雪球效应；五是在这种官场中的行政效能极差，必然像亨廷顿教授所说的：“腐化很自然会使政治行政体系受到削弱，或使行政体系的软弱无能长期得不到改善”，因而中央任何好的政策，一到这些地区自然而然地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折扣。

　　于是，我就想到了怎样学习中纪委三中全会文件的问题，文件上有不少话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就某些地方而言，问题的严重性早已是大大地超过了文件语言之规定，譬如，与“官场的生态环境”相联的反腐败形势而言，就根本不是“比较严峻”，而是“很严峻”、“非常严峻”，所以就必须联系实际，认真琢磨文件中产生“易发多发”（还应该加上一个“高发”）的“土壤”和“条件”，是什么样的“土壤”，又是哪些“条件”，使本地的“官场的生态环境”变得如此之差，如此之严重。“受贿200元以上者就地撤职”这类话，听起来很解气，也表示了当官者反腐败的决心，然而真能解决到了官场恶化了的“生态环境”吗？可操作性究竟有多大？依我这个研究腐败问题多年的人来说，这句话充其量不过是说给比他更大的官听的，肯定又是一句官场作秀的话。这样的话，不说也罢！

　　最后，中纪委三中全会的确是一个博大精深的文件，对这样的文件，我认为越是问题多的地方领导人，越是问题严重领域的权力者，就越应该认真地学，就越应该一字一词一句地去学，就越不应该只是用“比较严峻”去封大家的口，就应该检查一下自己过去在管理干部中的“失职行为”，就越应该联系本地的实际去学，就应该解决本地的重大问题去学，这样才叫认真学习，认真贯彻，认真执行，才叫不文过饰非，看看现在报纸上的一些当官者的学，不过是将文件上的语言反过来倒过去地学，不过是将中央领导人和文件语言进行“重新排列”、“重新组合”地学，看了以后一点新意都没有，这大概就是学习文件中的“三脱离”。这样的学习，对改变严峻的官场生态环境，什么用处都没有。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