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吉林省省长洪虎道歉一事，本报采访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新闻与传播学院的两位专家。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危机管理课题组成员张强表示这是一种可喜的进步，他说“公众开始关注这类事件，表明公民意识的加强和公共参与的加大。公众开始意识到不仅仅要关注事件本身，而且要关注社会应对和公共治理，特别是政府应对方式，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董关鹏博士则把它看作是由于媒体、群众和官员三方面的推动下所产生的新气象，他说：“我们可以把2003年看成是一个新闻发布人年，在2003年，我们面对多起突发重大事件，逐步完善了新闻发言人制度，而这一制度，可以看作是政府向媒体所作的权利的让步，而这种权利，事实上是来自于人民，现在又返还于人民而已。政府也在这方面顺应民众的要求作了很大的改进，其原动力是中央领导层以民为本精神的体现。”

　　古来执政文化父母官为子民做主

　　在以往常见的事故的处理方式中，常见官员尽职尽责地处理善后工作，少见官员站出来向群众道歉。然而近来人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比如去年8月南京北河口水厂发生电路意外事故，造成城区大面积停水，直到第二天下午供水才基本恢复。而有关部门披露信息不够及时、充分，导致各界非议。在南京市政府召开的抗高温紧急会议上，代市长就曾向市民正式道歉。

　　张强认为，“道歉首先是有利于政府控制事态降低负面效应的，起一种积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隔离效应，维护了政府的公信力，尽量消除了这类事件的不良连锁反应。”

　　他说：“从态度上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执政文化上，官员相对于民众是一种纵向维度上的存在，是自上而下的管理群众。但是，从解放以来，我国政府就力图纠正这一种心态，提倡人民公仆的定位，而现在提倡的三个代表，执政为民，其隐含着执政文化的定位，根本的执政宗旨是服务民众，是自下而上的执政维度，是对民众负责的一种态度。道歉这一种做法，吻合党和政府的根本立足点和执政目的，是积极进步的一种体现。是对公众的一种尊重。”

　　“这次吉林省省长的行为，可以说是西方政府能做到的，我们都做到了，而西方政府没有做到的，我们也做到了，省长道歉这一举动在西方媒体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董关鹏博士则表示：“以前对于坏消息，我们某些政府官员习惯于盖、掩、捂，现在更讲究主动承担责任。对于具体责任的追究，还需要进一步的调查和判断，但是吉林省省长主动承担责任的行为是对民众知情权的尊重，也是对自己管理职责的一种尊重。

　　公共管理课程———官员道歉的6大策划

　　道歉这种新的做法，也引来了一些人的质疑，张强表示，“公开道歉事件不能简单的用好或者坏来形容”。他说：“我们判断一件事物的好坏，观察别人的行为，都应建立在一个完整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制度背景下，要联系一系列的系统行为和背后的行为形成机制才能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道歉是应对措施的一个方面，不能脱离开其背后相应的后续行动来判断这一事情的好坏。道歉一事之所以引起争议是因为公众更关注其道歉背后的实质。即公众期待的是标本兼治的政府体制。”

　　张强从事件处理的整体效果上分析了道歉的意义，他说，道歉除了表达了政府官员对于事件处理的决心和对群众的尊重之外，亦是为了增加政府的公信力，更好地解决危机，稳定和维护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关系，由此，张强提出，在危机事件的处理中，道歉也需要在在技术层面上审慎考虑以下6个因素。

　　1、主体：选择谁出面代表政府进行道歉。

　　2、内容：道歉内容。为这类事件道歉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很大，需要有一个最终的判断。

　　3、时机：道歉时间。综合事件的影响、信息把握的程度等考虑时机，如果太早则不知道说什么好，如果太晚则没有任何效用

　　4、渠道：道歉途径。可供发布的媒体渠道众多，效果上各有特点，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选择最适合的方式。

　　5、受众：对谁进行道歉。范围界定，不泛化也不缩小。

　　6、效果控制：预期和反馈机制，并非随意而为的道歉，要有针对性的效果预期，并建立事后反馈机制，根据效果进行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