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光允

　　万书记给我压惊

　　从劳教所出来后，我就走上了艰苦的上访之路，大略统计一下，这6年多的时间里，我和老伴去北京总共往中纪委、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总工会、司法部等机关跑了上百趟，光寄快递就花了近2000元。

　　我和老伴两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互相搀扶着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这些年来不知经历了多少无眠的日日夜夜。首都的街道、首都的一景一物在我们的眼里是那么熟悉，而在我们的心里却又是那么的陌生

　　！我们就这样走着，一直走到暮色中。我们就这么走着，走完了北京的酷暑，又迎来了严冬，有时穿行在滂沱大雨中，有时又蹒跚在漫天雪地里，我们就这么“上下而求索”了近7年！

　　1997年2月，石家庄市建委党组得到来自省委的指示，开除我的党籍，理由是我因为“诽谤”省领导而被劳动教养，不能继续留在党内了。

　　这一事件让我备受打击与震动，我不服，我要上访。我学习了很多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纪委的许多文件、政策，并且首先确认了一下自己存不存在违法违纪问题，然后再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看程维高一伙的所作所为，我确信他们没有一个人不是触犯了数条法律以及组织纪律的。做好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我便和老伴去了京城。

　　1997年刚开始上访的时候我信心百倍，天真地以为自己的问题再清楚不过了，当年一定可以解决。我为什么会这么乐观呢？究其原因，一是因为1996年国家在石家庄开了建筑市场整顿工作会议，邹家华副总理对各级领导带头搞乱建筑市场进行了批评，狠狠地打击了李山林一伙的嚣张气焰；二是因为我遇到了中纪委一个古道热肠的老干部，虽然他的职位没有程维高高，不能直接给我解决问题，但是他给我指出了一条“终南捷径”！另外，1997年陈希同案件对我也是一个巨大鼓舞：那样一个炙手可热的官员因为腐败问题都得到了应有的惩处，我更加相信我会赢得胜利了。

　　等到中纪委把案子转到公安部的时候，我发现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我去公安部很多次，也写了很多信，据说公安部的每一个正副部长都知道我的案子了。知道归知道，由于河北省某些人的“抵制”，公安部也对我的案子无可奈何。这期间，也有各级领导同志关心着我。

　　北京路局党委的万书记和她的爱人———也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首长，虽然跟我素昧平生，但是他们老两口不管在我身系牢房还是保外就医期间，都在时时关心着我的冤案。我保外就医后不久，万书记特地打电话，邀请我去北京做客。我和老伴去了万书记家后，这位老大姐见了我高兴得不得了，连连夸我：“你精神不错嘛！人也比我想象的年轻！”

　　万大姐和老首长请我们到有名的全聚德烤鸭店吃饭。

　　万书记和老首长不住地给我挟菜，大姐把烩鸭舌挟在我的碗中时，还说：“鸭舌是美味啊！你一定要多吃点，我们今天是特意给你压惊的。”

　　我鼻子酸酸的，抑制着自己眼中的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