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内蒙古晨报》报道 (记者郝芳芳 宿君) 提及“白领”、“蓝领”这些词汇，人们肯定不会陌生。然而在城市中，还有一群被称为“汗领”的人。今天，就让我们把目光对准他们。

　　“汗领”一族，虽然也生活在城市中，但他们却做着最脏、最累的工作。他们都是靠出卖体力、流汗挣钱来养家糊口的，所以“汗领”的称谓也就由此而来。

　　服务员、搓澡工、桥头工、送水工……这些我们平时常能看见却又很陌生的群体，受到很多城里人的鄙视，有人叫他们“边缘群体”，也有人说他们“影响市容、市貌”，更有人骂他们是“城市垃圾”。难道他们真的地位低下吗？为了让读者真正了解“汗领”一族，记者从2月15日开始，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进他们当中，通过一个星期的相处，体验“汗领”一族的辛酸与屈辱。

　　服务员 荣辱辛酸心自知

　　本以为找份饭店服务员的工作会很容易，没想到现实并不乐观。

　　2月15日，记者到包头沼潭火车站附近的饭店找工作，走了七八家，都被饭店以“只招女性”的要求给拒绝了。

　　下午记者又沿着钢铁大街、民族西路、乌兰道、青年路寻找招聘服务员的饭店，找了40多家饭店也没有收获。

　　16日下午，在友谊大街西段一家名为“天津包子”的饭店的招聘广告上，记者看到“急招服务员，男女不限”。进去询问，老板说还是想招女性。说了半天好话，最后在记者的“哀求”下，老板答应留下记者，但是不管住宿，月工资从300元锐减到200元。看到记者答应得很痛快，老板又把工资降到了150元，原因是“男服务员不如女服务员勤快”。

　　一切说定后，老板让记者第二天上班。“咱们早点主要是卖包子，5点之前就的得起来包包子，超过这个时间就别来了啊。”

　　17日早上4点30分左右，记者打的赶到饭店，老板还没有起床。厨房里一个叫侯丽丽的女服务员在和面。跟她打听才知道，原来记者昨天在饭店里见到的五个“服务员”中，只有侯丽丽是老板雇佣的，其他几个都是老板的亲戚。“人家想来就来，所有的活都是我干，说是服务员，实际什么都得我做，你来了我的活还能减少点”。她告诉记者，小饭店跟大饭店不一样，服务员和勤杂工没什么分别，“哪儿忙你就得去哪儿帮忙”。

　　快5点的时候，老板起来了，侯丽丽还没把面和好。“你今天咋做得呢，半个多小时还没把面和好？想做就做，不做赶紧走，爷又不是找不下人。”侯丽丽低着头，一言不吭，牙齿使劲地咬着嘴唇。接着老板又骂记者“你们咋一点心眼都不长？看着她和面你就不能剁馅？不想做也走。”侯丽丽赶紧从桌子底下拉出一筐胡萝卜让记者把皮削了，洗干净后擦丝剁碎。

　　一筐胡萝卜大概有5公斤左右，削皮、擦丝、剁成馅这些程序必须在20分钟内做完，因为五点半就要开始包包子了。侯丽丽还是不说话，把一块面揉好放在盆里，再拿一块揉，对于老板的辱骂好像一点也不在意。

　　用菜刀给胡萝卜削皮，用劲要恰倒好处，用劲大了削得皮太厚，老板说浪费；用劲小了可能会把手伤着。刚开始做，记者都有些无从下手侯丽丽过来教了一番说“你先慢点削，等我完了帮你。”老板不时地进来看看，总要说上几句不入耳的话。过了一会，侯丽丽忙完她手上的活拿了把菜刀过来帮我，两人削皮速度快了许多。记者偶尔向侯丽丽询问几句，都被她打断：“别说话了，快点削吧，到时间完不了，又得挨骂。”削完皮，侯丽丽说她擦丝，我剁馅。等老板进厨房时，还剩5个胡萝卜，奇怪的是，老板竟然没骂人。后来在包包子的时候，老板一“不小心”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两人都挺麻利的，比以前的强多了。”

　　6点15分左右，陆陆续续地来了几个顾客。老板安排侯丽丽包包子，记者在外面照应。一个可能是常来吃饭的中年男子说以前没见过记者，老板接了一句“新招的，一个月150。”“哦，挺便宜的啊！”那中年男子的一句话，让记者难受了半天。

　　卖包子一般是先包好，有人吃再上锅蒸。吃早点的人很多，吃饭的一喊，记者就忙半天。快7点的时候，侯丽丽包完包子了。“受不了吧！来饭店打工的，都是没别的本事，熬上几天就习惯了。”

　　有的顾客自认为掏钱就是“爷”。侯丽丽给一位顾客倒水的时候，不小心把水洒在他的袖子上了，尽管侯丽丽不停地说“对不起”，那位“爷”还是骂了几句。

　　洗碗是在一个大盆里，没有热水，地上扔着一副塑胶手套，记者带上刚伸进水盆里，就感觉到刺骨的冰冷，两只手套的手指头处都破了。而侯丽丽一直就用这副手套在洗碗。

　　等一切都收拾妥当后都快到九点了。老板说可以吃早饭了，两笼包子，一人一碗玉米面糊糊。闲下来才感到浑身不舒服。

　　吃完饭，老板出去买菜，记者抓紧时间和侯丽丽聊了起来。侯丽丽老家在固阳，1997年初中毕业后就跟着老乡来包头在饭店打工。春节后来到这家饭店。“我常留意别的饭店的招聘广告，只要工资比我呆的这家饭店高，我马上跳槽。前两天在白云路上看到一家饭店招服务员，底薪660，还有提成。我想辞职，老板说要么干到月底，要么现在就走人，但没有工资。”侯丽丽家里还有两个弟弟在上学，学费全靠她打工挣钱。“到饭店打工是没办法的办法，我没别的本事。当服务员就是伺候人的营生，小饭店更是受气，客人朝你发火，你都得忍着。跟客人吵起来，老板肯定扣你的工资。做的时间长了，就麻木了，骂就让他们骂吧！”“在大饭店，服务员和其他的工种还有区别。小饭店就不一样了，洗碗、拖地、配菜、端盘子什么都得你做。”

　　上午的生意很冷清，到11点多只有两个年轻人来吃饭，要了两瓶啤酒，一盘鱼香肉丝，一盘花生米，共19元，是老板自己炒的菜。生意不好，老板的心情就不好。侯丽丽让记者小声点说话。“惹得老板不高兴，又骂你。每天从9点到11点半这几个小时最舒服，客人很少，不怎么累。早上和晚上最累。”侯丽丽说。

　　过了中午12点，吃饭的人多了起来，大部分都是吃面。老板脸上有了一些笑意，但跟早上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也有吃饭的对侯丽丽说些黄段子，她都是“一笑而过”。“你走开吧，客人可能就不愿意了，客人不高兴，老板就不高兴。”据侯丽丽讲，女孩当服务员最难忍受的就是客人对她的“骚扰”。

　　下午记者还在拖地，记者以前的一个采访对象进来吃饭，见记者在这里就和记者打招呼。老板好象立刻明白了记者的身份，打电话喊来他弟弟，把记者推出门去。

　　知道记者的身份后，侯丽丽让记者帮她跟几家饭店讨要工资。说她刚来包头时，半年都没挣到钱，全靠老乡接济。“到哪家都说是先试用，做上几个月就说不合格，把你打发了，工资一分都不给。”侯丽丽无奈地说。

　　送水工 只求把我当人看

　　找送水工采访，记者颇费了一番周折。

　　跑了几家水站，老板、送水工都不接受采访。2月22日中午，在乌兰道碰到一名送水员，试着问了问，刘勇同意了。

　　刘勇做送水工两年多了，刚开始在呼市，去年9月来到包头。离开呼市的原因是因为“有些人不把我当人看”。

　　“2003年2月11日，我给一家公司送水，换上水桶后，他们让我把垃圾给倒了，不倒不给水钱。我直接找到他们经理。拿了水钱出来时，那几个人就开始骂我了，说让倒垃圾就倒，一个破送水的还要什么面子。谁不要点脸面，他们瞧不起我，我还不给他们送呢。”

　　刘勇的送水区域是乌兰道和青年路之间的用户。“大概有100来家，每天都得送20来桶水。”

　　22日下午2点多，记者跟着刘勇送水，地点在青年路佳园小区，两户居民要水。水站在白云写字楼附近，离佳园小区大概有5公里。送水工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后车轮两侧都有一个带水的铁框。

　　两桶水大概有10公斤。“重不算重，每天跑的次数多，也够人受的。”刘勇说自己不怕累，就怕别人瞧不起。“我是靠本事吃饭，干的活虽然不是很体面，总比那些小偷强吧。”

　　骑到林荫路与乌兰道十字路口时，正好是红灯。刘勇为赶时间，闯了过去，快到对面时，一辆出租车突然急转弯，他没完全躲开，自行车的脚蹬刮了下车门。司机下车看到没伤了车漆，骂了几句开上车走了。刘勇也小声骂了两句。然后继续前行，一路上再没说话。

　　要水的住户都在四楼，刘勇跑了两次，一次提一桶。并没有像记者常看到的送水工那样，肩扛一桶，手提一桶。“前天晚上给水站拉来一车水，同事都不在，我一个人卸，300来桶水，卸完都第二天早晨7点多了，肩膀磨肿了。老板只给了20块钱。”刘勇显得很无奈。

　　桥头工 僧多粥少衣食不保

　　　2月19日早上8点，包头市友谊大街友谊蔬菜批发市场路口。这里是桥头工的聚集地。

　　一名骑自行车的妇女路过这儿，张存库和10多名桥头工迅速地跑过去，跟了200多米，那名妇女还没有停下来，他们只好又都撤回来。像这样的奔跑，张存库他们一天要重复好多次。张存库从包钢一家建筑公司下岗后，就开始站桥头。今年刚过了正月初五(1月29日)就又出来了，到19日总共挣了3块钱。2月5日，搬了一次冰箱，4个人，12块钱。“3块钱去高新区搬家，没轮上，来回车票2块，剩下的一块给大家买了斤桔子。现在是倒贴钱。”张存库如实说着。

　　据张存库介绍，包头的桥头工大多是来自固阳、乌兰察布盟、鄂尔多斯等地，区外的有山西、辽宁、甘肃、四川等省的。包头的桥头工大概有6000人左右。

　　桥头工有男女两种，女的主要是擦玻璃。男的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替人搬家、拆墙、刮腻子、刷墙等杂活；一种是自己有三轮车，给人送货运东西。一般来讲，桥头工做的活大都是搬家、拆墙之类的小营生，受苦很重，但挣不了几十块钱。像刮腻子等技术活，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了的。

　　“做我们这行的，要比驴还能干。驴拉不动的东西，放你肩上能扛起来。”张存库站桥头做的最多的营生是背沙、卸货。“去年夏天，在102街坊给人家背沙，从一楼到六楼，12袋沙子要在一个小时内背完。一袋沙子有80斤，你想想多累。背完了主家只给了30块钱。因为经常背沙，两个肩膀都磨出了死茧。”张存库说话时，旁边站着的一个女桥头工，对张存库根本不屑一顾。“我们擦玻璃没背沙子受苦，但比你危险多了。正月十一那天，我到友谊19街坊擦玻璃，爬窗子时没站稳，摔下来了，还好是摔到了屋里，要是摔到外面，肯定没命了。”这位王姓女桥头工说为了挣钱，就是明知道有危险也得去。“自己小心点就能挣点钱，你不去一分钱都挣不到，吃什么？”

　　“想挣钱就得受苦。问题是他们让你干完活，再多加活不说，还要少给你钱。”家在山西大同的老张站桥头4年多，所遇到的黑心主家不少。去年11月，老张和另外五个工友给钢铁大街上的一家娱乐城拆墙。“说好只拆墙，180块。干完了，又让我们搬了些家具，结帐的时候，老板却说我们没有按说好的时间做完，而且财务上没钱了，让过几天再来。没办法我们打了110。老板知道后，让我们再打110去，说打一次少10块。最后，他才给了我们100元钱。”

　　另外，老张还向记者哭诉了他的一件“桃色新闻”。2月14号，老张给人搬完家后，主家说请他吃饭，路过一家歌厅时，被几个小姐硬拉了进去。“一进去，就过来两个男的，连扇耳光带脚踹，说我和他们小姐睡觉了，要200块钱。打了半天看我真的没钱，从身上搜走了仅有的10块钱，才把我放了。出来一看，主家也跑了，他还没给我工钱”。

　　张存库告诉记者，像他这样的桥头工还算是幸运的。“有的人连着几天也找不上个活！”老张无奈地说。

　　“站桥头的人大多都在30岁以上，一般都是拖家带口，租房子、孩子上学、水电费、生活费，你一天没有营生，可能连吃饭都成困难！”一位姓刘的桥头工告诉记者，他老家在乌兰察布盟兴和县，现在在赵家营子租房住，两个孩子都上小学，站桥头已经将近10年了。今年过完年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件像样的活。现在花的全是以前的积蓄。

　　老高在40多个桥头工中是年龄最大的，今年52岁了。他脚上穿的皮鞋特有“个性”，两只鞋的鞋口上都缝着布条。“鞋是人家送我的，太大了，就让老伴给缝了布条绑住。”

　　僧多粥少，桥头工之间也存在着竞争。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有路人从他们旁边经过，都有20来个人跑过去，尽管他们知道也许是白跑。

　　2月19日上午11点多，一辆昌河面包车经过桥头工旁边时，车速突然放慢了。顿时，有二十来个桥头工跑过去，面包车停了一下又加速，20来个桥头工也跟着狂跑。大概跑了1000多米后，他们才停下来。张存库喘着粗气说了句极富哲理的话“你追它，还有希望；不追，一点希望都没有。”

　　有时候，桥头工也用武力来捍卫自己的“势力范围”。2月20日一早，“小甘肃”被东北的几个桥头工群殴。事后，记者了解到，“小甘肃”被打是因为他在19日晚上以低价，从几个东北桥头工的手上抢走了生意。

　　19日中午，记者跟随他们到桥头工的“食堂”吃饭———友谊蔬菜批发市场里面一家很小的饭店。饭店只有四张桌子，吃饭的大概有十四五个人。张存库告诉记者，去年夏天，一名桥头工和这家饭店的老板达成“协议”：附近的桥头工都到这儿吃饭，老板在饭菜上有些优惠。走了4个人，张存库过去把桌子占住。记者和他们坐在一起。4个人点了一盘凉菜、一碟花生米、4瓶啤酒、4碗刀削面。吃饭的时候，老板在VCD里换上了一张“泳装女郎”的碟片，好多桥头工都放下碗，眼睛直勾勾地看着。下午在站桥头等活时，几个年轻人还在议论哪个女的性感。

　　采访结束时，张存库问记者这次采访的目的：“你们不是要通过媒体呼吁有关部门来铲除我们这些‘城市垃圾’吧。”

　　搓澡工 早出晚归受尽苦累

　　谭志荣，47岁，有8年搓澡历史，现在在包头202厂附近的一家浴池搓澡。

　　当记者说想和他一起体验生活时，老谭爽快地答应下来：“也帮我们搓澡工呼吁呼吁，我们挣的都是辛苦钱。”老谭有两个女儿，一个上高二，一个在初三。每次学校统计学生资料，两个女儿在“父亲职业”一栏中填的都是老谭下岗前所在的单位。“她们说填搓澡工丢人！”

　　18日凌晨5点，那家浴池门口，记者等到了老谭。老谭家在青山区食品大世界附近，骑自行车到202厂得一个多小时。

　　搓澡没有前期准备。浴池大厅有20来张小床，供顾客休息。老谭的床位是固定的，靠着暖气。换上短裤，老谭泡了杯茶，躺在床上抽“卷烟”—烟丝是五块钱一斤的。老谭撕半张废纸，放点烟丝，卷起来就可以抽。茶叶是老板给的砖茶。

　　据老谭介绍，他和一个同伴合伙在这家澡堂搓澡，每月给澡堂老板交“摊位费”300元。两人是轮班制，搓一天，休息一天。平均一个人每天得搓四十多人。这家浴池实行的是会员制，顾客大多是老谭的常客。这时，有位202厂下了班的职工来搓澡，老谭拿了块毛巾进了澡堂。要求搓澡的是位司机，身上脏。老谭给他搓了两遍，司机说没搓干净。老谭和他争了起来：“搓一个人3块，你都搓了两遍了，还说不干净？”看到老谭发火，司机下床走了。

　　躺在床上，老谭还在发牢骚。两支烟抽完后，他又开始自我检讨：“我也不想和他吵。自己的体力自己知道，你说都跟他一样，搓两遍下来还不行，四十来个人搓下来我还不累趴下！”吵归吵，收钱时，老谭少要了一块钱。

　　上午10点左右，一个胖子进来要搓澡。老谭同意让记者去搓。记者把澡巾裹在手上，搓了几下，胖子说用力太轻。记者使劲一搓，胖子疼得大叫。老谭听见叫声跑过来，连忙给胖子陪不是。凑合着给胖子搓完，记者大汗淋漓，两只胳膊感觉酸酸的，抬起来放不下。

　　躺下来十几分钟，记者才缓过劲来。“搓澡挣的都是辛苦钱，有的人喜欢挑三拣四，忍忍就算了。跟他吵架，可能就给别的顾客留下不好的印象。人家不找你，钱就挣不上了。

　　该吃中午饭时，老谭从包里拿出一个饭盒，里面是面条。“老婆身体有病，常年吃药，还得供两个女儿上学，挣的一千来块钱哪够用。自己早上来的时候，煮点面条带上，还能省几块钱。”

　　刚过下午两点，相跟着进来6个人要求搓澡，而且都是老谭的熟客。搓到第二个时，老谭双腿直打哆嗦，背上的汗水也不停地往下流。记者隔一会就往他身上泼水，从水管上接的冷水，老谭说一点也不凉。

　　6个人，用了不到一个小时，老谭靠住墙喘着粗气，半天没和记者说话。不一会，又响起了“搓澡”的吆喝声。

　　到晚上6点的时候，老谭共给37个人搓完了澡，记者帮他搓了两个。后面的10来个，他的腿一直打哆嗦。老谭说这可能也是“职业病”。走的时候，老谭的手往记者采访包里塞了一下，记者打开一看，是6块钱，正好是两个人的搓澡费。

　　黄包车夫 餐风饮露行路无数

　　同伴都说黄天明天生就是蹬黄包车的。“天明就起来蹬黄包车。”

　　20日上午，记者在青山区娜琳步行街路口碰到黄天明时，他两腿正放车把上，身体靠着垫背“闭目养神”。记者提出采访时，黄天明非常敏感“不是来查我们的吧？蹬黄包车的都挺苦的！”

　　在步行街路口上停着6辆黄包车，从早上出来还都没拉到客人。这些人都挺尊重老黄的，一个劲地给他敬烟。黄天明也是在下岗后开始蹬车的。“没办法，做生意一点资本都没有，这车刚开始还是租别人的。家里老婆没工作，还有个傻儿子，不出来跑能行吗！”老黄说。

　　9点多，两个年轻人过来要坐车。众人没有抢，让老黄拉了。从娜琳到五二研究所，两块钱。

　　49岁的年龄显然不适合蹬黄包车。稍微用力，老黄的脸都会涨得通红，随之而来的是断断续续的咳嗽声。刚过了青山百货大楼，老黄停下车，和两位乘客商量歇会再走，年轻人不买账：“拉不动早说啊，害得我们半路还得重新找车。”“不是，我就是想歇一下。”年轻人不听解释，扔到座位上一块钱走了。“不中用了！”拿起那一块钱，老黄看了半天。

　　回到步行街路口，老黄没有原先那么精神了，坐在车上，眯着眼，一言不发。

　　过了半个多小时，老黄看看时间：“妈的，都快中午了，还没挣几块钱。人也不知道咋想的，放着便宜的车不坐，就爱坐出租车！”

　　11点20分左右，一个包四中的学生来到老黄车前，说要到九星电子大楼。老黄要三块，学生只给两块。讲了半天，学生转身打出租车走了。老黄又气的骂起来：“让多出一块都不出，坐出租车起步价就6块，真……”后来老黄说，多要一块是考虑到往九星走经过繁荣道，“繁荣道都是上坡路，费力气。”

　　没一会，一位老大爷去满都拉娱乐城。老人爱说话，和黄天明拉起了家常。可能是怕碰钉子，黄天明一直没停下车来，跟在后面，能清楚地听到他的喘气声。到了包头职业技术学院大门口时，黄天明蹬车的速度明显变慢了。老大爷也感觉出来，让黄天明停下来歇歇。到了满都拉娱乐城，老大爷给了黄天明5块车费，比说好的价钱多了两块。往回返的路上，老黄高兴地吹起口哨。“两块钱是小，给我的面子是大。”

　　到下午5点记者离开时，黄天明共拉了11趟，挣了37块车费。“每天平均也就这么多钱。”老黄说。(了解更多新闻请访问saiwai.banzhu.com)

　　采访手记 劳动光荣

　　劳动光荣！

　　谁都知道这句话，可是知道“维护”的并不是全部。

　　自己的自行车不小心被别人碰了，回头一看，衣着破烂，马上就是一番呵斥；花钱坐车对蹬车的师傅总是百般刁难；民工过来问路，一句“不知道”就打发；谈论起小偷说那是人家的本事……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镜头在我们眼前并不少见。

　　我们凭什么瞧不起这些“汗领”？

　　就因为他们穿得破烂、没有文化，看着不舒服？

　　采访中，他们说的最多的不是累、苦。说的最多的是脸面、自尊。城市人伤他们太深了！就在记者刚开始采访的时候，一些采访对象还是以为记者在“猎奇”，在断他们的生路。

　　赵本山在小品《红高粱模特队》里曾为农民这样辩护：“没有农民，你们吃啥？没有农民，你们穿啥？“吃穿都没有了，你们还臭美啥？”所有瞧不起“汗领”的人们，也应该想想没有“汗领”，你们不觉得缺点啥？

　　还是那句话，劳动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