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邵道生

　　“看不懂”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他人写得像天书，因而看不懂；另一种则是自己“水平有限”，无法理解他人的东西，也就看不懂。依我看，何向东先生的“看不懂”就属于后者。

　　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提出的“嫌疑腐败”又有什么“看不懂”的呢？

　　“嫌疑腐败”是不是空穴来风、没有法理依据？非也。行政诉讼法中有一种叫“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从而造成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的损害，造成了一定范围?的“政府信用危机”，大大地降低了政府的形象和权威。从本质上看，“行政不作为”就是政府权力者的失职与渎职。其实只要何向东先生认真地、仔细地读一读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的文章，就不难发现，“嫌疑腐败”并不是简单地对所有权力者作腐败的怀疑，它是以有的权力者的“制度不作为”作为“必要的前提”的，即当有的权力者对制度采取视而不见，不按制度去办时，当他们采取随心所欲、瞒天过海、实施暗箱操作时，实际上这些权力者自己将自己“送进”了“嫌疑腐败”之列了。现在有的权力者就是这么“古怪”，也不是不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就是不按公开的制度去做，为什么？实是“另有所图”，因为一按制度办事，自己的“私”字就什么都办不成了。

　　所以，“嫌疑腐败”还是建立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的。

　　所以，山东电力集团公司提出的“嫌疑腐败”实际上是“行政不作为”的延伸，是将这一法理“活学活用”到反腐败领域中的一种体现。

　　所以“，嫌疑腐败”永远是与“制度不作为”联在一起，实际上就是“反腐败不作为”。

　　就以那个何向东先生为其“呜冤叫屈”的例子来说，我看山东电力集团的处理是一点错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按制度采购？还不是一次，而是三次，至于那个“回扣”问题，是那么好查的吗？只要“给方”和“拿方”都死不松口，天皇老子都是没有办法的。怎么办？腐败肯定是定不了的，但是“嫌疑腐败”还是可以按得上的，因为它不是一种“罪名”，却是对这个不按制度办事人的“行政不作为”的一种“报应”。我看，站在“制度”的立场上，一点都不冤枉他，我看何先生的“郁闷”纯粹是多余，有点“文人自忧”。因为“嫌疑腐败”是基于“不仅腐败要反，有嫌疑的腐败也要反”这样一个理念，就是为了使监督的关口前移，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因而根本不是“看得懂”还是“看不懂”的问题，而是还有较大的现实意义呢！

　　譬如说，一般来说我们的纪检干部的工作往往是在有人举报后才去“工作”的，工作就有一定的“滞后性”，若是将建立在“反腐败不作为”基础上的“嫌疑腐败”真正作为一种制度来执行，那么，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哪一级的干部，只要你是不按制度、违反制度办事的，我们都有权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不按制度办？其中有没有“猫腻”？有没有腐败的可能？若有的话，就让当事者作“必要的说明”，说不明白的、道不清楚的，可以作继续进一步的“怀疑”，直至有一个满意的结果。看一看当今无论是几千万、几百万的“大腐败分子”或是几十万、几万的“小腐败分子”，没有一个不是从一个一个“小的制度不作为”开始的，起初是小的，没人发觉，胆子就越来越大，就铤而走险，玩起大的来，最后不仅将自己“玩”进了大狱、掉了脑袋，还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

　　所以，这一制度的实施，可以将纪检、监察的职能从“事后监督”提前到“事前监督”、“事中监督”，从被动的“救火”到主动的“防火”，监督的位置提前，可以从根本上防止大腐败案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保护干部”的一种措施。现在有一些“事发东窗”后的腐败官员总是在“埋怨”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没有人敢监督他。原因当然很复杂，官当得那么大，又是那样独断专横，谁敢监督？然而没有制度的保障、没有制度作后盾，也是纪监监察干部不敢的原因中的一个。若是都像山东电力集团公司那样，将“嫌疑腐败”的制度建立起来，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就会理直气壮地进行监督，监督也就不会流于形式了。

　　“嫌疑腐败”的确是一种制度建设，的确可以将监督的“关口”提前，的确可以将腐败做到防患于未然。但是，我们也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你这个“嫌疑腐败”是“不相信广大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的具体表现，有“打击一大片”的嫌疑。

　　这种“责难”实际上是国人容易犯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一种表现，帽子虽大，但是一点都对不上。什么是制度？为什么要建立制度？依我的观点，制度的制定都是假定人人都会犯错误、都会违反制度这一基础上的。若?一个人都是“圣人”、“伟人”，那就是“君子国”，就无需什么制度去制约，然而到哪儿去找这类人？我们过去的一个毛病，就是将人性假想得太好，假想得太理想化，忘掉了即便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即便是久经考验的高级干部，若是没有监督，也会使手中的权力“绝对化”、“家长化”、“私有化”，也会产生了一批像成克杰、胡长?、李纪周、?怀忠这样的败类。所以，“广大的干部的确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但决不是意味不要制度的制定和制度的制约，这两者之间根本是一个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用人不疑，疑人不用”，这的确是一句流传了千百年的至理名言。对不对呢？对。你一边用人一边还在那里怀疑他人，他人的积极性怎么能充分调动？！但是，它也应该是有条件的：当一个领导干部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而该“不作为”的时候“乱作为”，还要求人们不去怀疑他，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是不是太有点无理要求？！而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的“嫌疑腐败”是对领导干部“制度不作为”的一种“惩戒性惩罚”，又何不可？！

　　总之，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的“嫌疑腐败”不仅有法理的支持，而且还是很合情合理的。

　　那么，对于这至少是不错的经验，有些人怎么还是有不少疑虑呢？为什么这一“制度创新”会让何先生这样的文人产生“还真把我给整糊涂了”这样的“感觉”呢？我想，原因还是蛮复杂的。

　　一是从人的“本性”来说，一般都喜欢没有拘束，喜欢无忧无虑，喜欢随心所欲，都不喜欢制度对自己的约束和限制，然而，这怎么可能？所以，对国家、社会制定的制度开始之际都只能是“他律”，只能是“无奈”地遵守、执行，若是本单位、本部门再去制定一些“涉及面大、限制性又很强的附加制度”，那么。人们最初的反映就是一种“本能的不愿意”，就要想尽办法、找一些理由去挑刺，甚至想推翻它，我想，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的“嫌疑腐败”制度的制定肯定符合“涉及面大、限制性又很强的附加制度”这一条，或许何先生也是“性情中人”，产生“还真把我给整糊涂了”的“感觉”也就难免的了。

　　二是“嫌疑腐败”这一提法人们并不熟悉，又似乎“俗”了一点，学术性不太强，若是变成“制度不作为腐败”就会更好一点，更“科学”一点。当然，人们对一个“专有名词”的出现往往需有一个从“陌生、了解、熟悉、认可”的过程，我想，当人们对“嫌疑腐败”产生的背景、其内在的法理基础和良好的运用结果有了较好的了解之后，人们便会自然而然地认可它，接受它，但是，这显然时间，看来何先生在这一点上是缺乏了一点耐心。

　　三是因为“嫌疑腐败”是“民间”提出的，权威性不是很强，人们往往对它比较“苛求”，就会提出种种“责疑”。相反地，若是“嫌疑腐败”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或是出自一个西方某一个法学大权威之口，人们往往会想都不想地引进，甚至奉若神明。譬如“权力寻租”这四个字，依我之见，它不过是用一个拗口、灰涩、难懂的名词来代替谁都懂得的、一看明白的“权钱交易”而已，然而国人连脑子都不动就将它搬了过来，而且?一次运用每一次还要费很大的劲去解释“权力寻租”这四个字本身的意义，而对普通老百姓呢？解释的最后结果还是不懂。而在一些人心目中，这就叫“学问”！所以，我的看法是：只要是老百姓欢迎的、实践又是有效的、能扼制邪恶的，就尽管去做，不必顾忌人们说三道四。在何先生的“郁闷”中有没有这一“嫌疑”呢？我就不知道了。也许有，也许没有。

　　总之，我不仅认同而且非常赞尝山东电力集团公司的“嫌疑腐败”这一带有“制度创新”意义上的做法的。根据呢？二条：一是不是有利于反腐败，二违不违反现行制度和法规，只要是“是”、只要是“不违法”，那就放心大胆去地干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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