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透视］

　　李文钊2月25日的《中国青年报》对河南艾滋病病患者朱进中收养52名艾滋孤儿的事件进行了报道，运行10个月的“关爱之家”，虽然“合情”，但由于卫生条件和居住环境较差，以及不符合《社会福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而被强行关闭，取而代之的是政府办的“阳光之家”孤儿院。

　　应该说，无论从基础设施，卫生条件，还是从专业化管理方面来说，政府办的“阳光之家”都比朱进中办的“关爱之家”有不可比拟的优势。我们在为政府这一举动叫好时，但有一个问题困惑着笔者，难道只有政府能够行善吗？

　　现在政府之所以关闭“关爱之家”，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对救助者个人能力等的不信任。从目前政府管理“道德市场”的一些政策来看，政府的逻辑可能是这样的：救助孤儿这一福利事业对于孤儿影响很大，公民个人或民间组织要么不具备能力，要么可能动机不纯，他们的救助可能会不利于孤儿的发展，因此个人和社会组织要么不能够参与救助事物，要么和政府一起合作。

　　在我看来，这一逻辑是不成立的。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公民手中有很多金钱，而有些公民可能乱花钱，政府是不是应该把公民手中所有的钱都收回呢？如果不能因为公民可能不正当使用金钱，而剥夺公民花钱的权利，那么同样也不能因为公民可能不正当行善，而剥夺公民行善的权利。

　　按照现代制度经济学的看法，在“道德市场”，相对于需求者而言，行善者的供给总是较少，私人慈善组织不足以满足“道德市场”的需求，因此需要政府利用自身优势，弥补“道德市场”的缺陷。应该说这一逻辑告诉我们，政府在“道德市场”的作用是补充和促进作用，而非主导和替代作用，这与“道德市场”特殊的属性密切相关。

　　一方面，“道德市场”产生的最根本原因是良心或者是人类普遍的爱心，也就说“道德市场”的需求与供给都是通过良心来实现。另一方面，“道德市场”最大的困难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到底谁需要“救助”。我想这也是前一段时间人们对乞丐问题争论较多的原因，人们并不是不愿意给乞丐以帮助，而是担心给一些“伪乞丐”以帮助。而私人组织与政府相比，在信息鉴别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正如政府放开经济市场，给予公民和企业以更多的经济自由，导致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同样，政府也应该放开“道德市场”，给予公民和企业以更多的道德自由，这样也会导致道德的繁荣和发展。这样不仅可以弥补政府用于道德供给的经济实力不足，而且还可以促进公民之间互帮互助良好道德。

　　当然，政府在“道德市场”中并非没有作为，政府可以从管为主，到规范秩序，提供服务为主；从事前限制准入为主，到事后监督为主；从单一供给为主，到多方、多层次的供给相结合。这样，也就不会出现“公私孤儿院”之争，也不会出现公民没有行善的途径，或许也不会有那么多“乞丐”了。

　　作者:李文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