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读《胡同文化》一课时，记忆的湖面一下子就浮现出作者汪曾祺老人的形象来。那年初夏的闽南，阳光如水又似风，纯净、和煦而宽阔，站在绿叶如宽大手掌的木棉树下，耳畔总萦绕着不远处九龙江隐约的流动声。那水面该是浮光跃金吧。初夏的某个日子，我就坐在漳州师院简陋的教室里，聆听汪老的文学讲座，如风行水上。

　　几年前汪老驾鹤西游，我记忆里忽然涌出那个初夏如水的阳光。那一次，汪老从文字中走出，坐在我面前，一边啜茶，一边与我娓娓而谈北京胡同、市民生活和他们“睡不着，眯着”的文化心态。此刻我的身边似乎又荡漾着漳州初夏的空灵阳光。走到街上，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汪老会冷不丁地从某个胡同里钻出来，与我匆匆打一个照面，留下一抹纯净的笑意，然后消失在人群之中。

　　汪老与我想像的迥然不同。不是鹤发童颜，也没有仙风道骨。他头发稀疏花白，仿佛一蓬离披的衰草；脸上皱纹倒不多，但浮肿的眼袋特别明显；他穿着灰白色的衬衣，下摆很随意的塞进皮带里，衬得他更加瘦削。不知怎地，我忽然想起“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诗句，这位曾写过许多柔情似水小说的人老了，但他没有丝毫的感伤，他的脸上隐约的透露出一种儿童般纯真的光芒和历经沧桑之后的波澜不惊。有些人的人生一步步地向老境迈去，汪老却从老境一步步地迈出，仿佛他的心灵和年龄还停留在锦瑟华年，从来不曾老去。其时他已年逾古稀。汪老喜欢宋儒的两句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时同。”大概他善于“化动为静”吧，即使是至痛的事，在他心里浸泡几下，也会变得平和起来。汪老的“老”是一种文化的积淀，人生智慧的结晶。他的眼睛很小，有点迷蒙，仿佛还滞留着江南水乡的烟雨。

　　假如你不细瞧，还真会以为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糟老头”，或许，汪老更愿成为这样的人。他小说中的悲天悯人的人道情怀，如果不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是不可能具备的。汪老在《自报家门》一文中，说他最喜欢的是更实在的两句诗：“顿觉眼前生意满，须知世上苦人多。”他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记得那天是鲁迅文学院教务长何镇邦先生开讲座。汪老进来了，脚步很轻，我们把巴掌拍得很响。他这边、那边点了好几下头，然后将身子搁在椅子上，摸出香烟———很有诗意的“阿诗玛”牌，这边、那边地敬一轮烟。何先生上课了，谈笑风生，赢得满堂掌声。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我都花在观察和揣摩汪老上，如同不明白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我是猜不透他的，凭我的学识和经历。我想起了他在《林肯的鼻子》中所写的语句：“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林肯的鼻子也可以摸。没有一个人的鼻子是神圣。”汪老的平等理想给我留下难以泯灭的印象。

　　下午轮到汪老讲课。他抽着烟，很随意地走上讲台，然后又很随意地从裤兜里摸出一本杂志，摊开来，翻到他的文章，站在那边，很随意地讲，行于当行，止于当止。十多年的风雨冲淡了记忆，但他所讲的一句话一直在我脑海中潆洄：小说写的是回忆。他的讲课很像他的散文随笔，向听众展现一个精神的花园，静而悠，悠而闲，让人流连忘返，来一回“文化的休息”。汪老很怀旧，有两个明显的兴趣点，即各地的风味吃食和风俗民情，这些都有醇厚的文化味，他总在其中寄寓人事的兴衰慨叹和对淳朴人性的执著追求。这犹如平静的水面，总深藏万顷波涛。

　　讲课时他还有一处“神来之笔”。大概当时他患有轻微的感冒，鼻孔下汪着两点晶亮的涕水，他抬起身，很随意地用袖管一蹭，然后继续侃侃而谈。一切都显得那样了无痕迹，浑然天成，仿佛窗外初夏的风，草地上的阳光。以后我又读了他的许多文章，印象最深的有《牙疼》。文章写到他牙痛时，虽疼起来要人命似的，但他都会“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的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汪老苦乐随缘，通权达变，我把这段文字看作他所有文章的“旁白”。

　　这是一个从胡同里走出的老人，他在怅望低徊之后，沉重地向消失的胡同挥手告别。而我，不会抬起沉重的手向他挥别，我只看着他消失在人潮汹涌之中，心中带着一种挥不去的怅惘，期待下一次无法重来的邂逅。

　　“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在《徙》的开头写道。很多人也消失了，但汪曾祺不曾消失。他的文字是永不消失的“歌声”。

　　近来读何镇邦先生的文章，得知他和汪老入闽的时间是当年的12月，而我的记忆却“顽强”地将它改为木棉飘絮的5月。这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也许梅子黄时雨的天气较适合我当年诗意横溢的心境，更因为汪老出现的背景应是美丽而惆怅的初夏，因此我的脑海将他的背影和背景重新整合，烙印在记忆的底片上。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汪曾祺老人。

　　(王清铭 大江网-江西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