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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随着经济体制的变化，由防止过热和结构失调逐步转移到如何对付生产过剩危机上面

　　2008年：出现全面生产过剩？

　　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再次出现了经济加速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到今年。从需求方面看，主要是由出口和投资拉动，从供给方面看，增长最快的是重工业—对比前三次“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似乎并没无特别之处。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开始成为主体。

　　从2003年初到现在，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而钢铁和汽车投资的增幅显著大于平均增速，前者是130%，后者则超过70%。据了解，在国外，年产5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40个，而仅在河北唐山市周围，钢铁企业就有56个，大部分都是近年出现的民营钢铁企业，而且目标都是500万吨。我到江苏常州，听说一个民营企业要干一个2000万吨的钢厂，刚在长江边征完了地，到南京和江苏省的同志提起此事，他们都说不知道，可见由政府统计的全国在建钢铁1.1亿吨的数字与实际情况有很大差距。2003年10月份，我到上海参加中国钢铁工业联合会的会议，有人讲了中国民营钢铁的“5个1”，即每吨钢投资1000元，产量100万吨，投资10个亿，建设期1年，达产期1年。如果按这个速度，2003年出现的钢铁投资热，最快在2005年就会形成大规模产出，但两年后中国的钢铁需求能增加1亿多吨吗？还有汽车，据说仅浙江一个省就有40多个民营企业在进行汽车方面的投资。

　　需求增长快的领域，民营企业蜂拥而入，导致投资出现爆发性增长。20世纪90年代中国平均投资率为35.0%，2001年为38.2%，2002年为42.2%，2003年则可能超过45%。从2002年中国开始出现的投资浪潮主要集中在重工业领域。重工业的投资周期一般比较长，从出现投资高峰到形成产出高峰要5年以上时间。如果今年出现投资率的峰值，则产出高峰会出现在2008年以后。但由于此次投资高峰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其高效率将导致从投入到产出的周期缩短，所以全面生产过剩可能在2008年以前就会出现。这正是目前许多人所担心的“盲目建设”。

　　在新中国历史上，凡是经济增长快的时期总是伴随着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现象，但过去出现的盲目建设都是政府和国企为主，由民营投资唱主角的“盲目建设”还是第一次。过去出现经济过热，国家计委都是“刹车器”，可以派出众多工作组到全国各地监督地方政府和国企的项目下马，是宏观调控屡试不爽的“制乱”办法，现在民间投资没有拿国家的钱，也不是国家项目，传统办法还有效吗？

　　“生产过剩危机”为什么会出现？

　　这就是“市场调节”的力量，中国25年孜孜不倦的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所追求的不就是这个境界吗？但是市场并非万能。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说明，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还不是“盲目投资”、“重复建设”，而是由于“分配不合理”所导致的“生产过剩”。

　　可能有人会说，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出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过剩危机？且慢，只要采用市场经济制度，只要存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生产过剩危机。

　　为什么民营企业可以在很短时间内筹集起巨大的资金量投资于重工业领域，是因为当今中国社会在分配方面已经极度不合理，大量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形成了庞大的储蓄与投资能力。到2003年末，中国的居民储蓄已超过11万亿元，银行体系内的“存差”也超过了5万亿元。世界银行计算，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中国目前已经超过0.45，到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前还可能进一步上升到0.47。0.45是个什么概念呢？在发达国家中，目前只有美国达到这个水平，而0.47更是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找不到。

　　财富集中与广大社会阶层收入增长的相对停滞，迟早会导致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循环关系的断层，并导致市场经济中典型的“生产过剩危机”。中国经济自1994年以来连续9年价格水平低迷已经预示着在中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2003年要不是由于国际油价和国内粮价上涨，物价仍会是持续走低趋势。实际上，从加工制造业产品看，目前仍没有摆脱继续走低趋势。

　　传统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总是会带来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不断议论中国金融体制内弊端所集聚的系统性风险，比如资金来源高度依赖银行与互相担保的债务链条不断延伸，会引发中国的金融危机，但这种危机始终没有出现，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国经济始终能保持平均8%的增长速度，以及产权制度的改革，使新增金融财富更加健康，并且有利润的支持。但是如果真的出现生产过剩危机，则以往所积累的金融体系内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成为生产过剩危机的放大器。

　　宏观调控手段未能转型

　　而直到目前，中国宏观调控中的主导意识仍然是防过热和结构失调，殊不知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资源配置或结构调整的功能实际上已经交给了市场，长期以来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所产生的需求膨胀速度总是超过供给增长的倾向，也已经悄然让位给产生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供给过剩倾向。因此，国家宏观调控的重点也应该随之逐步转移到如何对付市场经济的通病—生产过剩危机上面。

　　资本主义社会在长达2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由于反复遭受生产过剩危机的打击，终于找到了解决生产过剩比较好的办法，就是政府的扩张需求政策。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也使用了扩张性财政政策，但是与西方的宏观调控手段相比有很大不同：西方从宏观上解决需求不足的主要手段是社会转移支付制度。人们都知道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很不平均：只占1%的富人却占有四分之一以上的社会财富，但是否知道美国只占1%的富人却缴纳了28%的个人所得税呢？

　　美国的财政收入差不多要占到GDP的50%，而财政支出中属于转移支付性质的支出又占到三分之二，即全部社会收入中有近40%被政府进行了再分配，就是把富人所集中的社会财富向低收入阶层转移。这种转移支付的基础是个人所得税。在美国全部税收中，类似中国增值税类的流转性税收只占3%，还有3%是消费税，35%是社会保障税，其它是所得税，占55%。在全部所得税中，公司所得税只占20%，个人所得税占80%，也即全部税收的45%。正是由于现代资本主义财政的转移支付制度，使美国在初次分配领域中的社会分配差距极不平衡，经过政府的再分配就显得比较平衡了，因此减少了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

　　这正是新的经济运行状态下中国宏观调控的困局所在—我们还没有建立类似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转移支付体系。直到2002年末，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还不到7%。面临需求不足我们的主要手段仍是国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这种政策的结果是增加社会供给而不是增加社会消费，实际会更加重今后的生产过剩矛盾。

　　因此，我们目前所面对的真正危险，是对中国经济宏观调控基础的转变没有意识，对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变化所导致的传统调控方式失效没有预感，等生产过剩危机来临之时既缺乏思想准备，更没有政策储备。

　　稿件来源：《中国企业家》 作者：王建 作者现供职于中国宏观经济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