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中学生，跑了北京市十多所职高、技校、普通中学，发放1500余份性健康调查问卷，收回有效问卷1106份；随后，又利用网站、论坛、聊天室、电子邮件、QQ等多种方式，搜集、分析了来自全国的3000多份数据，写出了一万多字的论文报告—————《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

　　几次约林伟峰、陈曦采访都是在麦当劳。两个18岁的男孩子在大庭广众里侃侃而谈，不时蹦出“自慰”、“遗精”、“性教育”等词，引得旁边左右座位上的人频频侧目。

　　他们两人笑着说，对于这样的眼神，现在已经习惯了。可是，在两年前，当他们刚开始着手做这份《北京市中学生性生理、性心理发展现状及其期望的性健康教育调查研究》时，心理素质可远远没有现在这么好，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脸皮可没有现在这么厚”。

　　那时，为了查资料，两个高一学生在西单图书大厦和首都图书馆里捧读厚厚的《性百科全书》等书籍时，周围人的目光常常让他们浑身不自在。

　　初衷

　　大家明明很感兴趣但老师讲却没人听

　　一切都是从陈曦上高一时的一篇社会实践课作业开始。

　　陈曦就读的中国人民大学附中，是北京市海淀区性教育试点学校，而陈曦所在的班，又是试点班。按照规定，他们班一学期有4节关于性健康教育的课。

　　“四节课里三节我都没上。”说这话时，陈曦显得很不好意思。惟一上的那节，给他的印象，就是老师在上面讲得挺认真，可学生在底下都没什么兴趣。

　　“你怎么知道学生没兴趣？课堂很乱吗？”记者问。

　　“也不是。”他挠挠头，“如果认真，课堂的气氛不是那样的，大家的眼神都会盯着老师。反正不一样。”

　　他认为，课堂气氛不好，绝对不是大家对这方面的内容不感兴趣，而是因为老师讲的大家不愿意听，大家想知道的老师却不讲。

　　正巧，社会实践课要求交一篇论文，自己选题目，陈曦决定做一个关于性教育的调查。他希望能有一份科学的数据来告诉老师“我们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到底是什么样的”。没有相关课程性知识讲得稀里糊涂

　　陈曦联系了好朋友林伟峰一起做这件事。在林伟峰眼里，陈曦是个适合做科学家的人。因为他“善于观察，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想法”。比如性教育这个题目，大家都在说，都很关注，却没人想到去做一个调查。

　　林伟峰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不是性教育试点学校，学校里也没有任何与性教育相关的课程。“你自己的性知识是从哪里学来的？”记者问。

　　林伟峰好像有点被问愣了，想了半天，笑了，“说不清楚，稀里糊涂地，反正该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

　　实践

　　推敲问卷题目就好像讨论物理化学

　　做调查，第一步要设计问卷。

　　这是一件两个人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用词表述要恰当科学；问题量不能太多又要反映足够的信息；提问方式太陈旧会让学生觉得厌烦，但问题太过尖锐又通不过被调查学校老师的关……一切都要学习。

　　那些天，陈曦和林伟峰两人一有空就往书店和图书馆跑，查各种资料。

　　“开始不好意思，找一本，就站在书架旁边看，到后来索性抱一大堆到座位上，就和研究什么的学者似的。”林伟峰挺得意地说。

　　但图书馆里来来回回的管理员，还有书店里那些眼神怪怪的顾客，还是让当时两个才16岁的小男孩脸上有些发烧。

　　“他们的眼神怎么怪？”记者让他们形容一下。

　　“形容不出来……”林伟峰做了一个眼睛向下斜视的样子，“就好像说这两个小孩怎么这样？反正和你现在看我们的眼神不一样。”

　　不过半个月左右也就习惯了。两人心理承受力越来越强，讨论问题的声音也渐渐大起来，感觉就好像讨论物理化学题目一样。内容无所不包调查对象初一到高三

　　最后，他们拟定的调查问卷包括三部分：中学生了解性知识的程度；目前性教育的现状；以及期望的性健康教育，初中部分52道题目，高中42道题目。问题内容涉及了首次遗精或月经初潮、自慰、性骚扰、性病、艾滋病、避孕、婚前性行为、中学生的朦胧恋情、同性恋等诸多方面，还有“你是通过哪些渠道了解性知识的？”“你希望通过什么途径获得性知识？”“你希望了解哪些具体性知识？”“你认为在性教育中起主导作用的是谁？”等问题。

　　他们计划，在北京城八区范围内，每个区找几所中学，包括职高和技校，从初一到高三年级的学生都能参加。

　　他们先从各自的学校开始，除了初三高三的学生因为功课紧张没有参加，其他都很顺利，和设想的基本一致。

　　两个少年满怀信心。烈日里跑遍北京城发放问卷1500份

　　没想到，第一次出门就碰了一鼻子灰。

　　林伟峰带着几百份问卷，来到一所职高。先是在校长、教导主任、校医之间来回申请，讲自己是哪里的学生，给他们看介绍信，做这个调查是为了什么。折腾了半天，他们让林伟峰自己去找班主任。当时正是2002年世界杯期间，所有老师都在看比赛。林伟峰站在办公室外面等了半小时，等到的只有一句话———“不行”。

　　几经努力，终于有学校答应配合。那段时间，正赶上期末考试前后，两个中学生一边复习应考，一边骑着自行车在烈日里跑了6个城区的8所学校，发放问卷1500份，回收有效问卷1106份。明知道碰壁还试就是为了锻炼口才

　　2003年4、5月间，当陈曦和林伟峰通过电脑和网络继续这个调查时，又经历了一遭相似的冷遇。

　　当时正是北京非典期间，他们先是给北京比较有名的二三十家网校都发了E－mail，希望通过他们做调查的链接。但没有回音。

　　他们还联系了新浪、搜狐、雅虎等商业网站，可是因为收费的问题，不得不知难而退。他们最后打电话说服了六七家网校合作，陈曦很知足地说：“有几个就管用。”那些天他们每天都能收到上百份回复，算是安慰。

　　“开始发问卷被拒绝还挺受打击，人家一说不同意我们就放弃了，换学校再联系。后来打电话，一点不害怕，有的明明心里知道不可能，他们肯定不会同意，我还是给他们打。”

　　“为什么呢，明明知道要碰壁？”

　　“我就是想试试有没有办法说服他们，练练我的口才。”做这个调查很快乐比学习好玩多了

　　2003年4月，陈曦和林伟峰为了扩大样本数量，使调查的结果更准确，决定做网上调查。当时他们通过调查问卷写出的论文已经获得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而且，对于马上就要进入高三的他们来说，时间和精力都已经不能再那么奢侈地“浪费”了。

　　“当时我们就像两个二愣子似的，心里有一股劲，特别想把这事做完、做好。”林伟峰说。

　　记者问：“你们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么多，究竟动力是什么？”林伟峰说：“首先，是因为这个话题有意思，大家关心。大家都在谈，都有兴趣，但没有人仔细想过。还有，做这件事本身就快乐，比学习好玩多了。”

　　“好玩”，是他们在谈话中经常会提到的一个词。

　　观点

　　自慰不是一种病只要说清楚就行

　　开始做调查的时候，陈曦和林伟峰颇有“雄心壮志”：要提出人性化的、可操作的、能供教育主管部门参考采纳的建议。

　　“现在看看，觉得挺幼稚的。”林伟峰叹了一口气，“这个问题真的不是有个完美方案就能解决的。”

　　因为做这个调查，有朋友打趣地用“expert”（专家）来称呼他们。他们还为一家青少年杂志做专栏主持，回答读者来信中与“性”有关的问题。

　　有的来信让他们很有感触：“20多岁，大学都毕业了，自慰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他们认为，这种知识性的问题很容易讲清楚，其实，只要说明白，从现代医学和心理学观点来看，自慰是人类为了缓解性紧张而引起的不安和躁动的一种方式，是一种正常的生理活动。这就行了。与其瞎摸索走弯路不如大大方方搬上课堂

　　翻看收回的调查问卷，就“对当前性教育的看法”这个问题，记者看到了中学生们这样的回答：

　　我校根本没有开展任何形式的性教育。形式单一、理论脱离实际、不具趣味性。

　　形式开放些，大家应以平和的心态对待，希望和上语文数学课一样。

　　老师讲的尽是一些“男女生如何正常交往”的空泛话题，老套、无聊。

　　教育半天不明白，还不如发几盘光盘，无师自通。

　　尽量开设和实际生活有关的，比如自慰、性骚扰防范等实际问题。

　　没什么必要，这么大了，谁不知道啊，也许老师还不及学生知道得多呢。

　　与其让学生怀着犯罪感自己去瞎摸索走弯路，不如大大方方将之搬上课堂。

　　拿开遮羞布。……七成中学生不排斥婚前性行为

　　根据陈曦和林伟峰的调查数据，对于婚前性行为的看法，认为是“正常行为”和“双方愿意就行”的人分别占全部人数的16．3％和52．8％。也就是说，近七成的中学生并不排斥婚前性行为，持这种观点的同学中男生人数高于女生。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选择“双方愿意就行”的人数在递增，从初一的44．2％升至高三的64．2％。中学生的性苦闷能诉说的地方太少了

　　数据搜集来了，论文也写完了，可是，陈曦和林伟峰觉得，好像还有一种责任，要把他们在做这个调查的过程中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说出来。

　　无论是通过问卷、E－mail的反馈，还是QQ聊天，他们都有一个强烈的感受，可供中学生表达倾诉“性苦闷”的渠道太少了。学校老师、家长，都不能说。朋友之间，有的话题也不好说，“只有到了女朋友怀孕要借钱做人流的时候才说。”

　　陈曦和林伟峰说，设计问卷的时候，曾经想把有没有发生过性行为作为一道问题列上，后来被自己审查时删了，一是老师那关肯定通不过，二是当时觉得这个数据可能太小了，“现在看也许不小。”要寻找更多的解决办法就得走进学生中间

　　2003年7月11日是第十四个“世界人口日”，主题“青少年的性健康、生殖健康和权利”。林伟峰和陈曦决定，把自己的调查报告送一份给北京市人口计生委。他们在网上查到计生委的地址，放学后，骑着自行车就去了。第一天，到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第二天，林伟峰特意向老师请了一节自习课的假又去。他背着一个大书包，在办公楼里转了一圈，也不知道该找哪里，最后，被介绍到宣教处。

　　“那儿的人是我们碰到的最热情的，直说我们做的事很有意义。”两人现在说起来，还不自觉地满脸带笑。“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记者问。“是欣慰。”陈曦更正道。

　　从两年前开始做调查到现在，陈曦和林伟峰对调查的期望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他们说，开始总是想证明自己论文的价值，现在则更多是希望“把中学生想说的话说出来”，为中学生代言，让更多人来关注这件事，而不只是得几个奖。

　　他们想说，无论是专家、老师还是家长，要寻找更多的解决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走进学生中间，真正了解他们。（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