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险———

　　她说：我不光喜欢吃辣，还不怕死

　　他说：为9亿农民讲话，有什么可怕

　　记者：序言作者、评论家何西来先生的评价是：这并非是一本报喜的书，更不是一本粉饰升平的书，而是一本无所隐讳地把“三农”问题的复杂性、严峻性和危险性和盘托出的书。你们采写时有没有考虑到自身的安全问题？毕竟许多被揭露的当事人还在位。

　　春桃：我们没有做任何防犯准备，当时也考虑到安全，所以采访时比较警惕，大的危险倒没有遇到，只要发现有盯梢的人，我们就赶紧离开。另外我们穿得也很朴素，拎的包也是布袋子，就像两个走亲戚的农民，尽量不显眼。倒是书出版后，才感到倒吸口凉气，不能掉以轻心，毕竟我们揭了一些人的伤疤。所以我们也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比如本来我四岁的小孩在合肥最好的一家幼儿园，为了安全，我只得为她办了转园手续。

　　陈桂棣：也有人问过我们害怕不害怕，春桃是湖南人，她说，“我不光喜欢吃辣，还从来都不怕死，如果你到农民家里去看了，再来写东西你也不会觉得有什么可怕。”在我来看，我们为9亿农民讲话有什么可怕？我们笔下不歪曲任何一件事实，怕什么？

　　面对官司———

　　她说：我们已经请了律师

　　他说：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不怕

　　记者：可是还是被缠上了官司，究竟是谁、因为什么告你们？

　　陈桂棣：书的第四章《漫漫上访路》里我们写到的临泉县县委书记张西德，如今是阜阳市政协副主席。因为书中描写的农民上访事件中，他做出了一些错误决断，我们经过大量翔实采访后写到了他，他便以我们的作品侵犯他的名誉权为名，将我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告上了法庭。

　　春桃：早在书的单行本还没出版时，他曾进京找出版社阻止这本书出来。他的起诉书并未一一列举哪些地方失实，只是用了“等二十三项”一个模糊的说法。

　　记者：对方有哪些诉讼请求？你们的胜诉把握有多大？

　　陈桂棣：他提出要我们在国内外大型报刊上登致歉声明，赔偿二十万元损失，事实上我们在《当代》发表只拿到了一万八千元的稿费。

　　春桃：我们个人和出版社都请了律师。我们认为自己胜诉的把握是百分之百的，首先我们采写的是有权威的调查报告，况且中央调查组也明确对临泉县的“四·二事件”下了结论为“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及白庙镇党委政府都是有责任的”。我们惟一感到有疑虑的是案件的起诉地在阜阳。

　　记者：起诉书是什么时候接到的？

　　陈桂棣：今年1月9日，有戏剧性的是，接到对方起诉书的同时，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请我们进京做节目的邀请，央视二套节目邀我们谈民工过年的一个话题。因为要给央视提供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买机票，我当时就多印了一份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不一会儿就接到了法院送达的起诉书，他们也要我们交身份证复印件。这场官司打到哪儿我都不怕，调查了三个月，写了半年之久。

　　面对现实———

　　她说：不只相信耳朵，更相信眼睛

　　他说：如果没有官司反倒是不正常的

　　记者：当初动笔写下那些文字时想到会引起诉讼之类的麻烦吗？

　　陈桂棣：我们当然有思想准备，这类题材与内容，如果没有官司反倒是不正常的。因为写的人太多了，从中央领导人，到省、地、县、乡、村，几乎涉及了各阶层的人。作品事关我们国家现实存在的“三农”问题，不写其功，专究其过，虽然写作过程中我们慎之又慎，但还是会有人持有异议。

　　春桃：如果怕别人找麻烦连这些基本事实都不敢写那就不真实，既然我们写了就不怕告，报告文学不能虚构，我们写的都是事实，经得起检查。

　　关于临泉农民上访，我们顾及到县里的名声，把八次上访还只写到了四次，要说失实，那么这算一件吧。

　　记者：书中采访的人物以农民为主，像当时任县委书记的张西德你们说并没有采访本人，不担心会有不公正嫌疑吗？

　　春桃：我们其实也不是相信农民的一面之词，单靠他们的语言就妄下结论。相反，我们有大量的取证，包括各种批示、农民手中各种税费清单等。再说，我们除了用耳朵听，更靠眼睛看，农民身上穿的衣服、碗里吃的饭、家里住的房子，我们都看得一清二楚。他们中许多人都纯朴厚道得不敢讲话，更别说让他撒谎了。

　　面对未来———

　　她说：也许还会有下一个诉讼

　　他说：继续关注农民，不便透露细节

　　记者：面对现实有没有不冷静的时候？

　　春桃：我们下去时看到农民生活状况竟那么苦，心情很激动，尤其是得知那么多人在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跑到北京来上访，结果被抓回去得到了顿毒打，再次进京并集体下跪的时候，我们感动不已。

　　但真正动笔写时我们知道自己不能带有情绪，有意识地从理论角度冷静地对待所看到的现象。

　　记者：有人说既然书中有那么多敏感的人物，为什么不隐去当事人的真实名字，为什么要写真实姓名呢？

　　陈桂棣：我做过二十来年编辑怎么会想不到真名实姓会引起麻烦呢？但我相信自己的严谨是不会错的，所以最后我们还是按真实的写了。

　　记者：有没有私下沟通过，靠协商来解决呢？

　　春桃：他的起诉书完全没有沟通的余地，只能走法律途径了。

　　记者：这是惟一的一件诉讼吗？

　　春桃：（笑）目前是惟一的一起，也许还会有下一个诉讼。

　　记者：尽管一波三折、尽管有人要告你们，你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要把书写出来，你们的信心来源于什么？

　　春桃：我们这么多年来一直写有关热点、焦点现象的报告文学，但作为一个从事纪实文学创作的作家，最应该写、最值得写的还是农民，他们占中国的大多数，却在话语权上不占优势，遇到困顿，面对苦难，农民们往往缺乏一个顺畅的诉求通道，所以展现他们的真实生活无比迫切。

　　记者：下一步打算做什么？书中有些事件尽管予以了展示，但并没有下文。

　　陈桂棣：继续关注民生问题，尤其是农民问题，还会写报告文学，目前也有几个选题准备做，但因为是纪实作品，目前还不便于过早透露具体内容，否则会为采访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阻力。

　　李冰

　　1．丁作明死亡事件。安徽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村民丁作明，因向上级反映本村乱收提留款，被乡派出所工作人员暴打致死。

　　2．小张庄故意杀人事件。安徽固镇县唐南乡小张庄村有村民对村里账目不清向上级反映，村委会副主任张桂全率人大打出手，五分钟内造成四死一伤。

　　3．大高村事件。安徽灵璧县冯庙镇大高村，县公安局荷枪实弹抓走52人，其中包括一名年仅三岁的孩子，多数人遭到毒打。

　　4．沈寨农民负担命案。安徽阜南县中岗镇沈寨村发生持枪上门征收农民提留款造成枪杀一人、伤二人的特大恶性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