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蕤

　　多一双眼

　　王蒙天生酷爱各种语言。他说多一门语言，就能比常人多一扇窗户，多一双眼睛……

　　一些外国朋友不理解王蒙怎么可能在那种条件下在新疆一口气生活了16年，没有发疯，也没有自杀。他们询问王蒙16年做了些什么，王蒙半开玩笑地说：“我是读维吾尔语的博士后啊，两年预科，五年本科，三年硕士研究生，三年博士研究生，再有三年博士后，不是整整16年吗？”

　　当他可以做翻译、读维文原版小说、用维语与新疆各阶层人士对答如流时，许多汉族同志不禁问道：“你怎么学得这么快？这是天赋吧？”

　　王蒙固然有些语言天赋，但关键还是刻苦。他是无时不学，无处不学。房东大娘的外孙女拉依赫曼，当时只有八九岁，就是王蒙的“小老师”。拉依赫曼口齿特别清楚，发音标准，她认真负责地担负起给王蒙教授维吾尔语的职责。王蒙每天就寝前，总要反复背诵数十个单词。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要求熟记“老三篇”和“语录”，王蒙干脆诵读维吾尔文的“红宝书”。有一次他用维语大声朗诵《纪念白求恩》，竟招来一位维吾尔老太太旁听。她原以为是广播电台的维吾尔播音员在朗诵哩。后来他回到新疆自治区文联工作，一些维吾尔同志开会发言，还都愿意找他当翻译，说王蒙能使他们的意图更易于被汉族同志所接受。1984年，王蒙访问苏联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乌语与维语，用王蒙的话说，就像天津话与北京话一样地接近，所以他能用维语与当地人士直接交谈。

　　那些年，王蒙被剥夺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谁也剥夺不了他勤奋学习的精神；剥夺不了他深更半夜在梦话中喃喃说维语的习惯。他说：“写不成，可以作翻译；翻译不成，可以学理发；当理发员也不成，还可以跟维吾尔同志交朋友……”反正他要生活。

　　他维吾尔语讲得越来越流利，许多红白喜事，尽管是按照少数民族的与穆斯林的风俗进行的，王蒙常常是座上客。遇到都瓦（宗教祈祷），王蒙便低头静默，表示他虽不参与，但对兄弟民族与他们的宗教十分尊重。其他一切礼节，包括洗手方式以及盘腿而坐，把掰碎了的馕泡茶吃，他都可以毫厘不差地做到合乎标准。

　　1990年我与王蒙重访新疆，在伊犁和巴彦岱乡，当地农民、知识分子仍都把王蒙当作自己的亲人。王蒙在巴彦岱劳动锻炼期间，担任过一年副大队长，我们重访巴彦岱时，许多农民老远就喊：“大队长来了！”

　　当年，王蒙还有一家房东，老汉名叫伊斯哈克，大娘名叫穆斯罕。每逢节假日，我来到王蒙这里，穆斯罕便为我铺好舒适的毡子，端上有厚厚奶皮的奶茶。当夜幕降临时，我推开屋门，面前是一片迷茫的辽阔的原野，伊斯哈克家的狼犬已经把我们认作朋友，一声不吭地蹲坐在房前守卫。

　　伊斯哈克有一次很认真地问王蒙：“中国在什么地方？是在喀什噶尔么？”王蒙告诉他，中国是我们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当时海南尚未划省）的总和，当然也包括新疆———伊犁和喀什噶尔。王蒙谈起此事总是不胜叹息。这些维吾尔老农，一方面是那样善良、纯朴、真诚；另一方面，却又实在是太闭塞，太缺少文明教育的洗礼了。边疆的一切，真是让人牵肠挂肚！